苏联建筑:革命中的革命
对“革命建筑”的兴趣出现
许多人去俄罗斯旅游,是沉溺于这个辉煌帝国的过去:圣彼得堡的规模宏大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莫斯科红场圣巴西尔大教堂(St Basil)的洋葱头式圆顶。
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在二十一世纪的情况,是对俄罗斯革命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的诅咒。
鉴于为俄国1917年革命一百周年和苏联的诞生,举行了一系列的展览和活动,寻求通过它的建筑和艺术理解和诠释这场革命和后果,也有一种挽歌的意味。
建筑莫斯科电报中心Moscow Telegraphic Centre,1928年)
在新的和改进后的的伦敦设计博物馆(Design Museum in London)举办的一个展览,名称为《想象莫斯科:建筑,宣传、革命》,其内容是回顾”所有未实现的后革命建筑计划”,重现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莫斯科。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在举办的《革命:俄罗斯艺术1917-1932》展览。是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的《红星照耀俄罗斯》(Red Star over Russia)展览,收集了占地球土地六分之一的一个国家的“早期实验和多样化的实践,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觉文化”的资料。
对革命建筑的浓厚兴趣已经走出了阴影。伦敦设计博物馆(Design Museum)馆长埃斯特-斯泰尔霍菲(Eszter Steierhoffer)说:“这个时期的艺术品已经被认可,但在设计和建筑方面不太多。”
俄罗斯画家鲍里斯-克斯托依列夫(boris kustodiev,生于1878年)的作品《布尔什维克(Bolshevik), 1920 》
他说:“当时人们看到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变化,那种变化在今天是激进的和重大的。”
随着革命的发展,古老的别墅,宫殿的圆顶被取代,作为一代人的国家的城市开始转型,通过一系列的的“主义”的促进——包括至上主义(Suprematism)、未来主义(Futurism)、生产主义(Productivism),而最重要的是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有些人不能理解李西茨基(El Lissitzky)设计的列宁像(Lenin Tribune)和弗拉基米尔-塔林(Vladimir Tatlin,1885-1953)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碑”。这个建筑特别巨大,其高度达400米,分为4个部分。其最下部为一个“立方体”,一年旋转一周;立方体上面是一个“金字塔”,一月旋转一周;再上面是一个“圆筒体”,一天旋转一周。最顶部是一个用于安装无线电设备的“半球体”。
莫伊谢-金兹伯格(Moisei Ginzburg)设计的“纳康芬公寓楼”(Narkomfin Communal House)在莫斯科仍然存在。在今天只是一幢大建筑,但曾经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共用建筑。有公用的厨房、托儿所和一个洗衣房。
事实上,由于这些建筑被重新发现,它们正在引起游客的兴趣。最近,发行了“莫斯科建构主义建筑地图”(Constructivist Moscow Map),包括50幢苏联时代的建筑被列入旅游参观点。
这种旅游有意思,毕意,这是对有魅力的“废墟”的一种体验。可以体验“乌托邦之梦”、“野兽派艺术”、“特别的集体主义之梦”。这样的体验环境,在俄罗斯本身也不是很多。
思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的建筑历史学家与书籍《城市记忆》(Memories of Cities)的作者乔纳森-卡利(Jonathan Charley),是一个俄罗斯现代主义的专家,并且注意到人们对其日益增长的兴趣。
他说:“我在20世纪80年代生活在莫斯科,比起维持这些创新性的建筑,他们(指俄罗斯人)对面包和维护权力更感兴趣.。他们仍然没有广泛的兴趣。”
当时,有一个关键的的倡导者:莫斯科建筑学院(Moscow Architectural Institute)的尤里-沃尔乔克(Yuri Volchok)。然后是重要的1987版的塞里姆-马戈麦多夫(Selim Khan Magomedov)的书籍——《苏联建筑先驱》和理查德-帕雷(Richard Pare)的有先见之明的纪实照片,他创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俄罗斯现代主义形象化的档案
乔纳森-卡利说,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这些建筑在掠夺式的新资本主义世界引不起兴趣。尽管这样,保护这些建筑的兴趣主要来自西方。
例如,“舒霍夫无线电塔”,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的濒危建筑“观察名单”,作为“现代俄罗斯历史上的标志性建筑”。
“卡尔弗特22基金会”(Calvert 22 Foundation)的项目经理威尔-斯特朗(Will Strong )为了提高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化艺术的理解,对革命后的建筑很感兴趣。
威尔-斯特朗审视了俄国革命,认为在自由市场运行的时代,研究当时的建筑,是为未来而怀旧,是对失掉的社会乌托邦主义精神的迷恋。
这种建筑看起来像是一个新的发现:对城市发展动向,及“历史先锋派”的兴起的一种研究体验。这里使用了博物馆界的术语。
乔纳森-卡利关注的是,目前的利率波动可能让这些建筑从与它们的环境背离。他说:“这倾向于非政治化,”他说。有时候,提倡保护这些建筑的人被遗忘了。
他说:“这是一场爆炸性的、进步的文化革命,是美学与政治的混合体,是改造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的革命。”
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埃斯特-斯泰尔霍菲(Eszter Steierhoffer)补充说,“他们试图创造新生活的蓝图: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建筑和新的“男人”和“女人”。
“纳康芬公寓楼”(Narkomfin Communal House)的主题之一是没有家庭厨房,这是一种女性的农奴制。
她说:“吃饭是一种公共活动,食物是在厨房工厂里准备的.。孩子们在公共托儿所。”莫伊谢-金兹伯格(Moisei Ginzburg)想表达一种建构主义理念:即“社会凝汽器”:一种激进的共产主义。
思克莱德大学建筑历史学家乔纳森-卡利说:“这是非常荒诞的。”他更喜欢使用“社会主义欺骗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去描述这种“意识形态污水”。市民回到自己的“睡眠区”,他们称之为普通的居民楼,俄罗斯的城市居民的房子。
最近,“卡尔弗特22基金会”的项目经理威尔-斯特朗前往俄罗斯,发现在五个大城市,没有多少兴趣纪念革命及其文化。
在普京的统治下,会重视俄罗斯在一个时代起到带头作用的这种建筑遗产吗?
乔纳森-卡利说:“如果你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建筑在英国是坏的,那么转移到了莫斯科,”开发商正在寻找一些这类建筑的场地——虽然在俄罗斯出现了维护舒霍夫无线电塔的运动。
但随着对被某些人称为“新东方”(New East)的兴趣的增长,以及俄罗斯的资金越来越多地与在拍卖行与它的历史结合,对当年革命文化的产品的兴趣可能再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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