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不说不辩”？央视《读书》栏目荐书，解读中国人的性格

说到“民族性格”这一话题，有这样一则幽默故事：

假设在一个房间里有一根针掉到地上，如果是意大利人，可能一耸肩一摊手就离开了；法国人多半会顺手抄起一把笤帚，胡乱扫扫也作罢了；德国人则会用一把尺子和一根粉笔把地板划分成一个个小方格，然后逐一检查直至找到这根针。

这个故事实际上讲的是民族性格的差异，虽有戏说成分，但也反映了民族性格之间的显著差异。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说过，所有的“邂逅”都是相互的，所有的阐释都是彼此相关的和互文的。“民族性格”正是在不同民族相互“邂逅”与“互文”中的彼此认知与自我省视。

那么，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怎么样的呢？央视《读书》栏目近日特别推荐了中央美术学院宋修见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从我们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去认识什么是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对我们日常生活以及民族性格的影响，带领我们在人类文明的大视野中坚定中国文化自信。

宋修见教授指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不问、不说和不辩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性格特征。

比如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很少提问题，也不愿回答问题；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很少会去和领导、同事们辩论，因为辩论、辩解、辩驳的“辩”字本身就体现了一个态度的问题，我们更重视态度。

不问、不说与不辩这“三不主义”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作为“知者不惑”“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和“智者不辩”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经验而传承久远的。在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当中，不问、不说和不辩可以作为一种优点，比如我们讲“君子不辩”“贵人语迟”，倡导“言多必失”“沉默是金”“见人只说三分话”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躲着那些“爱较真儿”的“杠精”，不喜欢“认死理儿”“让人下不来台”“伤和气”的辩论。

秉持不问、不说与不辩这“三不主义”的典型中国人，如影视作品中那位太白金星，慈眉善目但庄严深沉、少言寡语，一派了悟天上人间而无惑、洞察天地日月而不语的仙风道骨，持一拂尘转身而去。

在传统社会中，这样的生命状态不仅可行而且可敬。但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频繁交流对话成为日常的时代，不问、不说与不辩的“高深莫测”还行得通吗?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一种优点。

01

不问——害怕“枪打出头鸟”？

大多数老师都会有此感受，就是我们的学生缺乏问题意识，课堂上不爱提问，不会提问，不敢答问，不愿答问。这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深究起来，可能还真不是学生的问题。比如说在学术会议或工作会议上，通常很少出现“踊跃发言”的情形，这应该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教育模式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首先是因实用主义而导致的不大关心“没用的”问题。比如西方哲学中的经典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通常不是问题。虽然在西方哲学看来，这是引导人认识自我、认知世界、认识使命的根本性三问，但对中国人来说，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瞎琢磨”。

就拿“我是谁”的问题来说，我们从来不需要所谓“自我的觉醒” 或什么“人的发现”，因为“我”就在“我们”这个“家国天下”的群体和整体之中，而且“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份“忘我”的“天地境界”是中国文化理想中的最高境界。

再比如说，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主人公有一句经典独白“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这算什么问题!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我们之所以“不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也不鼓励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比如说“苹果为什么往地上落” 的问题，我们的答案就是苹果“该着”往地上落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你问别人“苹果为什么往地上落”时，如果不是被当作“故作天真”便有可能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康或精神不正常，是“大惊小怪”或者“少见多怪”。所以，即使人们内心其实很惊讶，脸上也往往一副“见多识广” “不以为然”的淡定与漠然。久而久之，“见怪不怪”的心态就习以为常了。

另外，我们的文化传统也不鼓励个人“强出头”，因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所以当你想提问的时候，你会先想到“人家都没有问题怎么就我有问题”，然后还想到你的问题会不会让老师不高兴或者被同学笑话；而事实上，很多老师也往往会这样想；同学们呢，也有可能觉得你的问题不成其为问题。这样的积习陈陈相因，人们自然就不愿提问、不敢提问，也不好意思提问了。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了问题意识，不会提问了。

02

不说——沉默真的是金吗？

“不说”诚可谓中华文化传统的一大精髓，所谓“沉默是金”“言多必失”“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还有“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之类，都是教人轻易“不说”与“慎言”的。

辜鸿铭认为，中国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之一是“深沉”；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最主要的性格就是“稳健”。想来“深沉”和“稳健”之人的最重要特征，恐怕就是“不说”，所谓“贵人语迟”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也。而且，对于爱说话、会说话的人，人们的评价大多是“口若悬河”“高谈阔论”“巧言令色”“巧舌如簧”等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

“不说”也并不全是由于“深沉”和“稳健”。外国人看越剧《梁祝》时，虽大多为剧中美妙典雅的扮相与千回百转的唱腔所倾倒，但总是搞不懂为什么祝英台和梁山伯“十八相送”，打了那么多情深意长的比喻，却就是不直接说“我爱你”。这恐怕就是中国文化素来讲究的委婉含蓄了。当然，一个“爱”字，恐怕还真是不能涵括生命中那分萦怀难言的情感。

晚清词话家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中讲道：“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这所谓的“万不得已”，恐怕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而微妙的生命感动。这种复杂而微妙之情，也许可以用“妙不可言”来概括表达。

说到词话，不免要说中国古典诗词文赋，与“不说”有一比的是“惜墨如金”和“言有尽而意无穷”，体现的是晚唐诗论家司空图在《诗品》中所论及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之美。

对比西方思想家让人“一辈子读不完”的卷帙浩繁的论著，中国历代先贤的文章则往往是“一辈子读不透”的千字文或万言书。老子的《道德经》，区区五千多字。开篇“道可道非常道” 这六个字就足以让人“费思量”了。而正是这五千多字，成就了一代道家鼻祖。孔子的《论语》也不过一万五千多字，还是由其弟子整理而成。“述而不作”的万世师表，其“不写”的精神与中国人的“不说”传统可谓交相辉映了!

但要论“不说”也“不写”的典范，恐怕当属禅宗的“拈花微笑”。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讲究心领神会、心意相通、心心相印。这种不依赖语言文字的思想传承，果然是“其中妙处难与君说”。

在交通和通信条件极其有限的传统农耕社会中，“沉默寡言”应该大抵无妨。因为除了少数赶考的书生、戍边的军人、宦游的仕人，普通人的生活范围和社会交往基本上相当有限。方圆三五里，烟火十几家，日常生活的婚丧嫁娶岁时年景之外，恐怕也真的没什么可说。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全球化，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生活范围和思想视野。所以，早在19世纪下半叶，当中国吃了那么多“哑巴亏”的时候，早期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了“不得不说”“非说不可”的世道大势。

英国有句谚语说，了解了一切也就理解了一切。而“不说”最容易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误解。但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我们都太需要别人的理解了！

03

不辩——智者不辩是怕没面子？

法国当代汉学家、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汉文名为朱利安）在其2015年出版的From Being to Living：a Euro-Chinese lexicon of thought一书中，写到中国文化有不辩论而只骂人的问题，而且中国人骂人的方法很多，比如指桑骂槐。梁实秋的确还专门写过《骂人的艺术》。他这样一讲，倒真是提醒我们这种事实性的存在，即在意见不合和观点不同时，我们的确很少当面辩论，而往往是以喻说理。

我们为什么“不辩”？因为“智者不辩”啊！有这样一篇小故事，说孔子的一位弟子遇到一个人问他一年有几个季节，这位弟子如实说有四季，但这人坚持认为只有春、夏、秋三季并要求见孔子。孔子听完他们的陈述后，对这人说的确是只有三季。待来人高高兴兴走后，孔子对弟子说，这人浑身发绿，一开口一股青草味道，肯定是蚂蚱成精的，蚂蚱怎么可能见到冬季呢？

马远《孔子像》

这个故事如此“毒舌”地阐释为什么“智者不辩”：你怎么能和一个只有三季生命的蚂蚱精去辩论四季之有无呢？当然，这个故事也许是杜撰的，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

细想“不辩”之因，除了“不屑”之外，很大程度上也与“面子”有关。辩论中“理屈词穷”的一方，总是“没面子的”，而我们的文化传统一般不主张“让人下不了台”，所以不能“得理不让人”。这样一来，也就造就了我们对真理和正义的坚持也不是那么“死犟眼子”。这是胶东话中对那些爱较真儿的人充满贬义的说法。

1896年美国演员路易丝·乔丹·米恩在《一个西方艺人的东方印象》一书开篇就说：

“我们对中国的误解实在太深，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遭受过这么深的误解了。但是，同样地，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对别人的误解如此漠不关心。”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各个层面的交往交流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如果说不清辩不明，很容易被误解。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和民族不仅不能“忘言”，而且特别需要“能言善辩”，从而准确清楚地表达、表述、表明自己的“真意”。“你懂的”这样自行“意会”“神会”的辞令难免给人以搪塞之感。

提出高质量的问题，清楚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并且严谨地辩明自己的观点，应该是一个现代人和一个现代国家的必修课。

不问、不说和不辩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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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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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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