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在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生态等学科领域的贡献和成就不在此赘述，其及土人设计团队的实践成果也不过多分享。今天为大家介绍了解坚叔的另外一个窗口——作为我刊主编，俞老师八年来笔耕不辍，坚持以《景观设计学》为平台，紧密关注景观设计学热点议题，针砭时弊，以一己之力不懈呼唤着人们对环境、生态、社会公平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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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近五十篇类似心声日记的文章中，不时流淌着坚叔儿时的村落记忆，求学时的风发意气，创业时的历历艰辛；这里有他对故乡的眷恋与深情，有对行业的推动与批判，有对祖国的前瞻与忧虑。

《景观设计学》第20期“主编寄语”——《“大脚”度量的集聚与混合》

我的老师理查德·福尔曼教授曾经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过一种理想的景观格局——集聚间有离散（Aggregate-with-outliers，1995），这样的格局最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其实，人类生活、工作和游憩的城市形态，又何尝不是如此。要理解人类的城市，必须从理解人是社会性动物及其需求开始。在外星人的眼里，人类与蚂蚁、蜜蜂、猴子和狒狒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白天每个个体分头忙碌，晚上纷纷回巢，分享收获，交流聚会，抱团取暖……

人是社会性物种，需要集聚在一起，以实现人的各种需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5类。而这些需求都要求个体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或以社会群体为背景来更好地实现。正是这些需求，将个体凝聚为社区，并进而集聚成为城市……

美国的郊区化因此如脱缰野马，以“美国梦”的名义和“消失的城市”（The Disappearing City，1932）的欢呼，蔓延开来。美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城市沿快速路网延伸，形成大面积的城镇化的低密度郊区，并围绕一个高楼林立的CBD核心。这样的城市形态以巨大的能源、土地、环境成本以及社区交流和家庭生活的牺牲为代价，维持着每个个体对集聚与混合的需求。所以，早在50年代后期，这种城市形态就已经被“外行”的人文主义学者简·雅各布斯所痛斥，并把汽车作为罪魁祸首。这样的质疑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城市规划设计界所广泛认同，于是，以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为代表的步行的、高密度的、混合型的城市形态的回归思潮应运而生，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要想刹住这基于汽车的惯性蔓延谈何容易……

而正当美国为这样的城市聚集模式感到绝望并苦苦修补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起步了。中国本可以充分吸取先行城镇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构建宜人尺度的高密度和混合型的城镇体系，但可悲的是，中国的城镇化车厢却挂在了美国的城镇化机车龙头之上，以同样的惯性，驶入了死亡的陷阱：拓宽马路以满足汽车的需要，铲平古村古镇以腾出“建设用地”用于城市的扩张，巨大的街区（并被写入技术规范和教科书）使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成为妄想，单一功能的各类城市开发区盲目拉动城市向郊外扩张，大片大片的睡城拔地而起……中国的城市已经并仍在走向不归之路！……我想在这里给中国的城镇化做另一个更充满希望的憧憬：它将宣告目前政府和专业人士在推动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中国未来的集聚和混合形态将由惯性发展的大城市和复兴的村落构成“集聚兼有离散”的格局……

这个憧憬必须回归到高密度和混合型的集聚方式上来理解和认识，而且必须是建立在人类天然“大脚”的基础上来设计，即可步行的集聚和混合社区……

坚叔的“大脚”理论和“大脚”美学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在即将出版的《景观设计学》“高密度混合用地城市”一期中，坚叔仍以“大脚”为题，指出人类“集聚的密度和功能混合的程度却随着个体日常出行方式及远足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前，天足的脚力是衡量空间聚集程度的量度，所以，中国广大乡村的集市之间的距离大约为5~10km，定时流动，当街为市，用来满足个体的各种日常需求。”随着“马车定义了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尺度和街道格局，”以及近现代巨型化的造成建设，却使得“所谓集聚和混合都只有通过汽车轮子来实现了，城市被理解为由各种功能体块组装起来的机器，只留下了不能步行的集聚”。由人类的本性和需求谈起，从历史回顾到憧憬预言，再到最后面对充满希望的重整国民栖居格局的道路时的警示发问：我们是否会再次迷途？

俞孔坚以用“‘大脚’度量的集聚与混合”这样全新的视角来解读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发展。完整版请参阅《景观设计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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