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南京》-- 为南京正名

南京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著称。传统观点认为，在此建都的王朝大多偏安、短寿，而南京城又屡经离乱和浩劫。因此，这座城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总是和短命王朝、偏安朝廷、伤感之地、悲情城市等纠结在一起。

南京的旅游景点，基本上是以陵墓文化而闻名于世。例如中山陵、明孝陵、雨花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

历代关于南京的诗歌，大多以伤感、悲情而动人。

泊秦淮

杜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西塞山怀古

刘禹锡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广州的《新周刊》，在1998年第14期做了一个“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

其中南京被冠之以“最伤感的城市”。

在介绍国内各大城市的图书中，南京的城市属性也毫无例外地被定性为伤感、悲情。例如，牛晓彦编著的《中国城市性格》，就沿袭了《新周刊》上“中国城市排行榜”的说法。其中南京又被定性为“最伤感的城市”。

南京籍作家洪烛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南京：最忧伤的城市》，也赞同南京是最忧伤城市的观点。他写道：

一位朋友告诉我，网上正在评比十大名城，而南京被列为“最忧伤的城市”。他知道我是南京人，特意问了一句：“你觉得说得对吗？”我一开始觉得挺突兀，凭什么以忧伤来形容我的故乡呢？忧伤至少不算什么褒奖的词汇。南京的高楼并不比别的地方少，马路也不比其他城市窄，当地的居民都还挺乐观挺满足的，有何忧伤可言？但后来仔细一琢磨，觉得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不管现状如何，它确实拥有一部忧伤的历史。忧伤已经像寒气一样渗透到它骨子里了——或者说得更绝对点，忧伤就是它的骨髓。当然，这同样也构成其无法模仿的神韵。

这些看法貌似有理，实则是肤浅表面的。换个角度看南京，我们则可看到完全是另外一片气象。

长期以来，我们崇尚的是政治历史观，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唐太宗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古人治国都是学习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北宋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至于史学后来发展成为御用史学、影射史学，完全是以政治军事的成败来看历史的。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大多是偏安、短命的，南京城的悲情伤感形象由此而生。当然，在农业社会中，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史为鉴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历史已不会重演，治理社会必须与时俱进，要借助科学和创新，社会才能进步，历史的政治功能已经淡化。尤其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史，大部分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治理，充满了专制、权术的内容，糟粕多于精华，因此当今政治历史观可以休矣。

历史的政治功能悄然淡化，而历史给我们沉淀下的精华恰是文化上的财富。因此我们当代人研究历史，恰应树立文化历史观，从历史的长河中挖掘我们先人给我们留下的人文底蕴，让我们继承传统、创新文化，推动社会发展。正是在文化历史观的视野下，把南京放到国家民族的历史长河里，探寻它在那些最惊心动魄和波澜壮阔的关口对中华文明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承载着更多的是文明肇始、救亡图存、繁荣文化、走向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南京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有中国现存最久远的猿人头骨化石和目前发现最古老的陶器，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在此融合交流；南京是中华文化的避难所，晋末“五胡乱华”后的数百年，凡是北方被少数民族侵扰和占据时，一直是南京在接受、捍卫和滋养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华夏文明；南京是中华文化的繁荣地，从诗赋、书画、名著、成语，到佛教、戏曲、教育、科技，可以说是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群星闪耀，王羲之、谢安、祖冲之、李白、李煜、吴敬梓、曹雪芹等无不与南京息息相关；南京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处，历史不会抹去那些关于丧权辱国条约、屠城血证、沦陷之都的悲伤记忆，但也同样记住了恢复中华、肇建共和、浴血抵抗、凯旋还都的光荣，更记住了新中国取代旧王朝的伟大时刻，见证了我们如何从失败走向胜利、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转折。

我们重读南京，就是要彻底颠覆长期压在南京头上的“悲情城市”、“伤感之地”的城市属性定位，还原南京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文化名城、佛教之都、英雄之城、胜利之都的形象和地位。南京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城市，它不仅是一座大地上的千年古都，更是永筑在中国历史上的、折射着中华民族最优雅气质、最高贵品德、最聪明才华的一座文化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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