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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往事】郭秉文与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诞生

1920年冬,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郭秉文在规划筹建新的国立东南大学各学科时,“决定将高师商科扩充改组为商科大学,以人材与环境之关系,分设上海。”郭秉文为此多次赴上海考察。此时,由海外华侨创办的国立暨南学校已将其商科迁往上海,也准备扩展为一所商科大学。两者都看好上海作为当时中国工业、商业、金融业中心的特殊地位。由于有这样共同的基础,两校经过商议,决定合办商科大学。

1921年春,郭秉文代表东南大学,柯成懋代表暨南学校,会同上海商、学两界名流,共同组成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1921年6月20日,商大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公推郭秉文兼任商科大学主任(后改称校长),15名委员包括了上海学界、商界和报界的领袖,如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沈恩孚、副会长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上海交通银行经理钱新之、上海银行公会主席陈光甫、纺织业巨子穆藕初、《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等,均在其列。委员会最终拟定校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设商科大学,并租借法租界霞飞路290号(今淮海中路)尚贤堂房屋为校舍,正式挂牌成立。7月,郭、柯两人就合设事联名呈报教育部备案,9月获准。中国现代第一所商科大学终于诞生了。1921年9月28日上午,上海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教务主任马寅初及黄炎培等发表演说。次年3月,暨南学校提出退出合设,拟自办专门部等,并呈教育部备案。因此,自1922年7月起,学校由东南大学独办,更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

郭秉文(1879~1969年)江苏江浦人,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国立东南大学及其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的创办人,首任校长。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获得哲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的中国学者; 第一位为世界教育界认可的中国教育家;第一位系统引进“美国模式”兴办综合型大学的中国教育家;第一位倡导和施行大学生“男女同校”的中国教育家。

上海商科大学从成立之初就打上了郭秉文校长教育思想的烙印,其培养目标,更在郭秉文校长原有的训育(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的基础上提出了培养具有“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的商业人才这个新的方向。从学校体制,师资延聘,课程设计等各方面,我们都可以发现其中渗透着郭秉文校长教育思想。系科设置上海商科大学设置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交通运输和保险共七系,但后两系未招生。学校分为预科(一年)和本科(四年)两个层次,本科一年级不分学系。当年,想要考入上海商科大学,也是颇为不易,入学考试除国文外,数学、经济学大意、薄记学、商业算术、世界近代史、世界商业地理等科目均用英文考核,而想要毕业亦非易事,不仅要学习各种专业课程,还要修习第二外语,而且各种课程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全部选用英文原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彼时学校实行学分制,以每学生每周上课及自修合3小时历半年者为一学分,每学年以16学分为标准,可略作增减,本科以修满128学分为毕业,学生修满学分即可提前毕业,若学有余力亦可修习副系。学校的课程设置十分完备,开设学程70种,各系共同学程有国文、英文、高等商用数学、世界商业地理、商业经济、商业簿记、商业组织、商业管理、商业理财、货币及银行、商法等,其余为专业学程。除课堂教学外,学校还十分重视考察和实习。师资力量学校聘请了以欧美留学归国的师资为骨干,马寅初、朱进之、沈籁清、李道南、潘序伦先后担任教务主任。1924年聘任的24名专任教师中,有留美经历者14人,留英博士1名,外籍教授2名,占全体教师的71%,其中知名者有潘序伦、胡明复,严谔声等人。学校还经常举办各种讲座,聘请国外著名学者(如杜里舒)和国内各界名流(如胡适、顾维钧、王宠惠)来校讲演,以便开拓学生眼界。而这些留洋回来的老师大部分都是郭校长利用自己在美国的独特资历和人脉才得以延揽,这些前来演讲讲学的名师名人更是靠的郭校长私人社会关系网才得以请来。学生生活上海商科大学校内采用欧美的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全系自动,校中并不预闻”。学生自治会分为评议、执行、纠察三部,执行部再分交际、值务、膳事、经济、卫生、学艺等七科,会务都有各部长、科长担任,办理学生的各项事务。学生课余活动颇为丰富,学校篮球队曾夺得华东八大学篮球赛冠军。1925年春,商大会计系同人还成立了以“研究已有之学说、调查我国已有之会计制度及设法改进之”为宗旨的“国立东南大学上海商科会计学会”。学会通过了章程,制订了研究细则,要求定期交出报告和论文,选举了第一届委员5人。至1926年3月,学会聘请会计专家沈籁清、李道南、潘序伦等教授为名誉会员,普通学生会员共30人,还出版了刊物《会计学杂志》创刊号。创刊号由潘序伦教授撰写发刊词,刊发论著7篇、译著4篇、演讲录1篇,共86页,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印刷,国内各大书坊代售,代表了当时会计学子的学术水准。会计学会和《会计学杂志》成为校史上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和刊行的学术刊物。
  至于春假期间,学生则会结伴出游,并顺便“考察当地的商业情形”。商大还注重贯彻“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商大的夜校与日校同时开学,“专为在外服务商界青年补习学问及应用知识而设,故所定之学程咸以注重实用为宗旨”。夜校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开办两年中“就学者达六百余人,先后所开学程有九种”,“报名者络绎不绝”。1924年春,商大数十名热心平民教育的学生开设了“商大平民夜校”,由学校师生捐助经费,为小学程度的平民免费施教,两年内学生达500余人。人才培养1921年开始招生的上海商科大学在1925年有了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正当首届商科大学本科学生36人即将毕业,学校积极筹办毕业庆典之时,1月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突然免除了郭秉文的校长职务。这一消息次日见报后,郭秉文立即电请教育部迅聘接替,而商大全体学生和全体教职工连夜分别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致电教育部质问免职理由,表示坚决挽留郭校长,组织临时委员会办理校务,并呼吁东大本部师生和社会各界主持正义。随即,一场轰轰烈烈的“挽郭”运动迅速在商大、东大和全社会掀起,《申报》在近两个月内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事件的进展情况。东大、商大学生在“挽郭宣言”中称赞郭秉文“砥柱东南,树人十载,春盈江国,有口皆碑,支大厦于一木,系一发于千钧”,“东大之所以产生,与其有今日之声誉,实系郭校长惨淡经营之功。”然而,社会舆论未能改变教育部的决定,2月23日,郭秉文受校董会委派,赴欧美考察教育,被迫忍痛离别了自己一手创办并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东大、商大校园。
  至1927年,商大共毕业 3届学生计 194人,他们毕业后大部分进入工商界或其他经济领域工作,大多成长为成为中国相关领域的中坚力量甚至领导者,其中后来在社会上做出较大建树的学生有:王志莘、王漱芳、蔡受百、徐柏园、刁培然、戴铭巽、彭光球、曹立瀛、薛聘文等人,甚至当年的夜校部都曾培养出民国工商业巨头许冠群这样的人物。

  1924年,郭秉文校长曾发表专文《中国的商科教育》,其中以教育家的宏阔视野,回顾了民国以来中国商科教育的发展历程,自豪地向社会介绍了上海商科大学“在中国高等商科教育所处的奇特和几乎独一无二的地位”,并高瞻远瞩地提出,“政治家和教育家们都已经逐步认识到,说到底,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医治好我们民族的伤口,而只有工业、商业和教育,才有可能为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问题而铺平道路。随着商业的发展扩张,商业圈中的领导人士也开始意识到,社会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教育机构,来致力于培养一大批不仅具有商业知识和技能,还有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的学生。上海商科大学正在努力满足这种需求。”基于此,他对上海商科大学的设立和发展寄予厚望。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郭秉文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使东南大学声名鹊起,成为与北大齐名、且科系设置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而上海商科大学也蒸蒸日上,成为沪上特色鲜明的高等商科学府。
  可以说,上海商科大学的出现改变了晚清以来我国商学教育的一派颓势,率先引入美国商科教育模式,开设了若干我国商学教育历史上从没有的专业,引进了先进的西方商业知识和理论,国内各校随即纷纷模仿,开创了我国商科教育的新局面。而上海商科大学发展至今的上海财经大学的确没有辜负郭秉文校长的期望,一直是我国财经高等教育的排头兵。


by上财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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