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各民族为一体”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基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的分析
摘 要：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厘定与廓清，既是不断深刻认识多民族国情的过程，也是中国革命所必须处理的重大事项，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以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探索相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天然地、内在地包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处理与解决之道，在这个并非一蹴而就的历史进程中，既有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艰辛摸索与不断深化的自主实践，也与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外在帮助与关键节点的强力支持密不可分。依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对从瓦窑堡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的这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脉络，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研究。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政策；共产国际；瓦窑堡会议；六届六中全会
作者：陈建樾，中国社会科学院
“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自其提出伊始就与国家概念相关联。早在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就通过其下属的组织把全体中国人视为对外意义上“国家民族”，认为“在民族生存权的理由上，我们须与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奋斗”[2]；而到1922年，中共在二大宣言中明确地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党的奋斗目标[3]。但是，关于如何以及怎样清晰而准确地认识和定位具有“国家民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并由此实现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和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理论探索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才得以基本完成，而这一时点恰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完全同步。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既有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艰辛摸索与不断实践，也有共产国际的外在帮助与关键支持。接续此前的概述和研究[4]，笔者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的梳理和比较，呈现了这一历程。
一、“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内涵的深刻体认，既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有地方党组织与中央的互动，因而是一个由外及内、上下激荡的历史过程。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指责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存在着 “两条路线”，并指名道姓地批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5]279+281；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撰文严厉地批评那种“企图把对一切国家的领导千篇一律化”的行为：
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实在来说，这些“领导者”不同于真正领导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衣袋里藏着两三个现成的、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的”公式。顾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把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和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针对“不懂得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民族特点”的问题，斯大林强调指出：
只要各民族间和各国间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那么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策略的统一要求的不是消除多样性，不是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加以正确的变更，使这些原则正确地适应并且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5]303-304
1928年6月底到7月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根据周恩来的回忆，斯大林在会前与参会的中共领导人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6]158。1933年1月，王明起草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3月发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到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思考与指导。
1933年4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共民族政策的总原则的建议”；这份文件在传达给中共中央时还夹带有王明的附信：“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些条款出发，提出为消灭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对中国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而斗争的问题”，并“要十分明确地提出具体的民族问题”[7]402-403。三天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听取了王明关于“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并责成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共“起草简要的指示”[7]423。
在这份名为关于“中共民族政策总原则”的建议中，共产国际首先明确地把中国的“民族问题”视为国家独立解放的问题：“从民族问题的角度来说，中国国情的最重要特点是：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削之下。特别是在目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在吞没中国一个又一个的地区（满洲、热河），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者重新瓜分的危险。帝国主义强盗正在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中国军阀集团的统治，把中国分割成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其次，共产国际认为的中国民族问题在对内意义上是“对待非汉族人民的民族问题”，也就是内部各民族的解放问题，因为“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继续实行对中国非汉族人民的野蛮民族压迫政策”，所以“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指导下，必然将彻底消灭汉族对非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压迫”。有鉴于此，共产国际要求“应当首先注意到（蒙古族、回族、朝鲜族、傣族、彝族、满族等非汉族民族），他们在中国边远地区（满洲、内蒙古、甘肃、贵州、云南）居民中占大多数，并形成了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西部的地区少数民族”。
通过这份文件，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广大群众面前揭露国民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反革命的和封建强制的政策，这种政策甚至比1911年宪法更反动。在南京宪法中只字未提中国的各民族，而国民党竭力对中国存在成千上万的革命的非汉族居民这一事实保持沉默”。并且提出了“反对民族压迫及对非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不平等的”的总口号：“打倒帝国主义统治；打倒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独立的中国万岁；中国各族人民的劳动联盟万岁……争取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与苏维埃中国结成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国各族人民的全面平等万岁；同苏联的友谊和兄弟联盟万岁”[7]403-409。根据这个“总原则”的建议，共产国际还在另一份发给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分门别类地对满洲、内蒙古、甘肃、华南、新疆等地区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划和指导[7]403-422。
二、“不要犯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季米特洛夫与共产国际的策略变化
其实在遭到斯大林批评的前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已经先后失去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职务；到1929年4月，接替季诺维也夫的布哈林也被解除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职务；莫洛托夫“在形式上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但在1927年-1935年间，共产国际实际上由马努伊尔斯基等人领导[8]451。
在严厉批评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注意到了国际形势即将发生急剧的变化：“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这里所说的不是什么不固定的无形的新战争‘危险’，而是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过时’了。某些新的国家（美国、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的国家（英国）落在后面了。在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德国正在复活、成长并日益强大起来。”[5]291
1934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季米特洛夫在《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为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其中指出“法西斯是一些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最反动的沙文主义分子的代表，他们采取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来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时，竭力用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宣传来愚弄广大群众，唆使一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以此来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他由此提出“当前，关于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问题已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和首要任务”[9]502。
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代表在贺词中向共产国际保证“中国共产党将尽一切努力，团结全国所有的反帝力量，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国民党的斗争中领导他们胜利前进”[9]79。虽然共产国际此时已经与失去了与中共的联络且并不知道中共正在进行长征，中国革命还是被高度赞誉为“第一个殖民地革命的范例”：“在革命中实现了无产阶级思想上的领导和初级形式的国务上的领导。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实际上证明了自己能够解决一些伟大的历史性问题，能够捍卫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完全独立，能够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铲除高利贷祸害，实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改造。”按照共产国际反对关门主义的统一战线新策略，“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问题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9]89-90。
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更加的危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暴行和新的战争危险的影响下”，旨在“制定共产国际新的策略”[8]459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应该把工作重点转到“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的制定方面，以便“帮助各国共产党利用自身的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而且“同时也要避免把一国的经验机械地套用到另一个国家，避免用陈规旧习和一般公式来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0]618。
“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11]457，季米特洛夫由此建议中共“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要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力量”[11]437。
就在季米特洛夫做报告的当天，《真理报》以社论的形式扼要地向外界传递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内容，“过去的七年再次证明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正确的。大会指出了国际若干支部存在的严重缺点，也承认共产国际对这些支部的政治帮助太迟了”；“大会建议执行委员会‘把自己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为世界工人运动制定基本的政治和策略方针，在解决一切问题时都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出发，并一般应避免对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务进行直接干预’”[12]。
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积极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政策，根据具体形势和阶级力量组合正确而灵活地运动策略”以“保证动员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一的斗争”；同时要求中共“应该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与开展全国的反帝人民运动联系起来。这个运动必须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首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苏维埃必须成为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10]632-633。由于中国革命受到的共产国际的赞誉，共产国际七大的会场上挂有“中国苏维埃万岁！”横幅[13]64，大会的开幕词中也特别“向发展壮大中的中国革命致敬”[13]76，中国在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季米特洛夫报告的决议中成为唯一被提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根据，而所有这些都凸显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特别关注。
一方面，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国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吴玉章等人委托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草《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7月14日，王明起草完成后[14]76，在7月19日通过米夫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定通过飞行表决予以批准；9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完成了飞行投票表决，并在9月24日正式批准[15]33-44。在这份经由共产国际批准的《八一宣言》中，中共呼吁“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䍃[瑶]、黎、番等）的兄弟们”，“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16]524。
而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迫不及待地想与中共建立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以及苏联特工部门早在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前就已采取措施，让中共中央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中共组织了解（共产国际）新的策略。在代表大会结束前就派遣参加过《八一宣言》讨论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成员张浩（李复生）扮成商人前往中共中央”[15]8。
三、“团结各民族于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理念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22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指出，长征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他要求“打通国际线路”，因为“特别是现在世界形势剧变，日本加紧进攻我们，我们不但要取得国际的政治帮助，而且还要取得技术帮助”[17]1-2。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李维汉等人及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18]。13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认清陕北苏区的重要”之一就是“靠近外蒙古及苏联，便于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他同时要求“发动群众，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由于“必须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争”，他提出“还要特别加强在蒙古少数民族中的工作”[17]3-4。
1935年11月下旬，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经外蒙古、内蒙古到达陕北，并从定边被护送到瓦窑堡。11月18或19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与张浩“彻夜长谈，听取了他关于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内容”；20日，张闻天向毛泽东通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同时立即研究共产国际的新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手制定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方案”[19]。李维汉就此回忆说，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实际上“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20]。
根据林育英的口头传达，张闻天在1935年11月29日提出：“我们目前要利用统一战线，争取广大阶层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也就是动员广大群众，争取广大群众在我们的周围，扩大统一战线。甚至对上层统一战线，我们都要争取”；目前“最阻碍我们工作的关门主义，使我们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由于“不打破关门主义就不能到广大群众中去”，所以“统一战线不只是限于宣传，要变成实际行动”[17]34-35。11月28日，中共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把“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等同起来，这进一步凸显出经过长征的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成为中华民族利益代表者的初心与使命：“在亡国灭种的面前，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在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16]580
1935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劈头第一句就说明了中国形势的变化以及与世界革命的关联性：“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16]598；也正因于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6]604-605；“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16]609-610。
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宣告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在这一决议中，中国共产党特别向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卖国贼“是我们的共同的敌人”并呼吁联合起来将其打倒。如果联系到“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16]616，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此时阐发的中华民族概念已经具有了对外和对内的两个面向，即在对外意义上中华民族是中国人同义的“国家民族”概念；而在对内意义上又内在地包含着各个少数民族。由此可见，较之“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中共二大宣言[21]，瓦窑堡会议在中华民族的概念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因为“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22]。援引精读过的这本列宁著作，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着重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务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因此，“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23]；而在民族问题上，“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24]155。而在瓦窑堡会议的军事决议中，中共要求“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16]592。
在1944年的一份回忆中，周恩来反思说，在大革命那个时代“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就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6]167。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决议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已经迈出了实践上坚实而重要的一步。而这一步，显然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不可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24]161-162
如果说瓦窑堡会议启动了中国以反蒋抗日为诉求的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在西安事变后举行的洛川会议则全面开启了全国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虽然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和上层的）”字样，但核心还是聚焦于“反蒋抗日”，而真正的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到西安事变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告达成，而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共产国际同样给与了重要的指导和强力的推动。
1937年11月29日，王明经由新疆回到延安，毛泽东以《饮水思源》致欢迎词[14]91。但王明旋即忘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临行嘱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进攻中央的路线”，使得毛泽东被孤立[25]480-481。
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7月17日，王稼祥和任弼时在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做了口头说明和补充，王稼祥在发言中着重补充说明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不同之处[26]189。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对蒙回少数民族工作进行了部署和规划。例如1936年在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围绕“把蒙古人民吸引在中国苏维埃的影响下”，“进行两个民族的联络”，“从现在的宣传组织以及个别问题上的斗争走上将来的公开的独立组织内蒙政权与队伍，进行武装反日反中国军阀的斗争”[27]75；1937年7月，中共中央在另一封指示信中提出“蒙汉联合抗日，是目前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27]284；8月12日，中共在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指出，“在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共同抗日的口号之下，组织与武装全体韩民，蒙民，回民参加抗战。应该争取这些少数民族的动摇上层分子（如德王之类）到抗战中来。汉人的政府与军队，应该同少数民族的上下层建立良好关系，反对大汉族主义，使他们自愿的同我们亲密的联合”[27]320；8月25日，中共在洛川会议后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把“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列入“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的内容之一[27]396；11月，毛泽东、张闻天、肖劲光在给高岗的指示中，要求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和“保卫绥远”为口号去发起各旗王的联席会议，同时做好在蒙汉民的工作[27]328。但这些工作，并没有被写入由王稼祥向共产国际汇报的工作报告当中[27]100。
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决议中充分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提醒中共要更多地注意“在吸收中国少数民族，蒙古人和穆斯林参加全国自卫斗争方面，必须开展广泛的工作，因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他们中间进行蛊惑宣传和挑拨离间的工作；必须帮助蒙古人和穆斯林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和生命，反对日本侵略者”[13]100。7月初，季米特洛夫在与任弼时和王稼祥的谈话中指出：“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党领导人了。”7月4日，王稼祥携带共产国际给中共的30万美元从莫斯科启程，于月底经新疆、兰州、西安到达延安；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准备在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的大纲；9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支持由此得以公开发表[26]190-195；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国际认为，统一战线是建立起来了，但今天还不够广泛与坚固，这是总的估计”[28]138-139。
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议题：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瓦窑堡会议期间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确认了成为中华民族利益代表者的使命与担当，那么六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厘定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内涵。在“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27]658-658，619
在关于统战和组织工作的报告中，张闻天要求“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27]663；同时开列了六条关门主义的表现，要求在干部教育中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循序渐进，“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27]701-702。这一报告中还专设了“关于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用一节的篇幅规定了抗战期间的少数民族工作，其中特别指出“日本正在挑拨汉族与蒙、回民的斗争，反对中国，破坏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对蒙、回民等少数民族没有一定的方针（抗战建国纲领上，没有一条说到）。而它过去对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造成了民族之间很深的仇恨”[27]710。而对中共来说，“少数民族的重要作用，特别在西北”；因此，中共的方针应该确定为“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在这里，“给少数民族以自治权”的内涵已经调整为“在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方政府中，应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组织少数民族部”[27]698-699。这表明我们党越来越多地把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从苏联经验的联邦制移转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面，而这恰恰是基于中国的多民族国情和历史传统所做出的自主选择[29]。
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30]也正如此，中共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专门发出电报感谢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给予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政策，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和帮助。近三年来的世界事变，特别是中国的事变过去和现在都表明，斯大林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你们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你们的领导和帮助下，在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党员的英勇斗争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从过去国内各党派之间、军队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斗争转到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结果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所实行的政策有了改变，十年内战结束了，神圣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开展起来了”[13]103。
1938年11月6日，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词中指出：“此次大会表示我们已掌握马列主义，以之分析具体的复杂的环境，定出正确的方针与政策”；“此次会在中华民族史上亦有重大的意义，推动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28]147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因国情而具有内与外以及上与下、一与多的多层次性。在对外意义上，民族问题意味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对内意义上则意味着各民族的团结奋斗与发展繁荣；而这两个层次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都是经典作家所揭橥并践行的民族平等原则。作为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天然地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作为第一次飞跃标志的毛泽东思想当中，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同步，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中苏两国都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举措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也正是多民族的国情和革命建国的经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也能够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给予中共及时的提醒和原则指导，正是在这种内外合力的交互作用之下，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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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哈正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