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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高校的研究生,怎么拓展职业道路?|北美经验

布拉格向北 布拉格向北
2024-08-30


职业建筑师可能被问到的问题清单

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提倡美好邻里社会公平和个人成长


     本文全长  5400字     阅读时间  10分钟




传统意义上讲,搞科研和常规实践,是两种彼此分离的职业。但面对复杂的世界,“二者择其一”很可能让你错过深刻改变的机会,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爱好者来说,一心埋头做“实验室研究”难免顾此失彼。


我在这篇文章里要讨论的是两种常规实践之外的“第三条路”,是“以改变常规业务为目的、结合实证研究”的职业道路其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强调建构知识、行动概念化的知识和关于行动的知识。


以下文字是我读研究文献,反思研究者角色定位(positioning)的心得。



01

实践研究事关社会本质

约翰・杜威说起实用主义的探究模式:有调查才有实践研究。“调查的目的,是创造出可以控制变化的知识。”

 

实践研究者对本地实践作出贡献,基于几个前提:


·研究者尝试各种应用类知识,确保这些知识在实际困境中真有用;·研究者有机会参与地方实践并能从中受益,恰当地融入社会;·研究人员与当地常规业务从业者合作,共同创造出对现实世界更有洞见的知识。 

旨在改进常规实践的实证研究实践是“第三条路”

图片来源 Cronholm&Goldkuhl, 2004


实践研究当中,理论化、处于实景的发问和在当地执行这三种行为紧密相关。
实践研究总是围绕着实操性问题,比如·是怎么运作的?·哪些有效?·哪些无效?·怎样做能更好? 在实景里产生、可用于创造科学知识的数据包括:诊断-设计-执行,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着的信息还可能创造出新理论。
实践导向的理论有:·社会行动理论 Social action theory·行为理论 Activity theory·结构论 Structuration theory·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言语-交际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供给理论 Affordance theory·社会工具实用主义 Socio-instrumental pragmatism 实践研究的知识围绕实践的前瞻性
·如何改善目前的状况?·如何做事才能更好发挥作用?·为何没能发挥全部潜力?·更具雄心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怎样实现?·对实践的探索出自对变革的兴趣。



02

社会研究者无法置身事外

从业者也难独善其身


社会研究的正当性,最容易被诟病的就是研究者的个人背景和私密情感会有意无意地“污染”被观察对象。

 

几乎任何接受标准训练的人,读取实验器材上的数据、记录被测对象性状,都能获得一致结果,体温计上的显示数字与谁在观察它无关,所以,自然科学的正当性在于它是 “客观存在”,不会随着时间、场景和研究者而有所区别。

 

然而当你走近真实的人,询问他们对美国大选的看法,你的年龄、性别、当天的穿着、性取向、是否移民、在哪上大学、自己的政治立场、你不经意流露的表情……都被对方看在眼里,并有可能引导被测试者说出特定答案。

 

这些干扰项——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以及它们带来的“偏见”,很难被去除干净。作为研究者,你要对你拿到的数据的“正当性”负责,就不能将自己置身事外。

 

情感并非是科学家的克星。也许我们需要通过私密情感来了解这个世界,在充满了感性、激情、直觉、恐惧和背叛的世界,忧虑和感性,都是人类认知形式的一部分。

 

理智与情感如同左右脚,带你涨量天地。你想要深刻地认识世界,除了掌握逻辑理性,严谨而清晰地用数字描述事实,还需要另一些方法来探究模糊和不确定性。

 

然而人总是本能地追求“简化版”的答案。你问环境设计领域的专业人员“地球可持续的出路是什么?”


建筑师告诉你:“只要让所有建筑实现低碳和能源自给自足”;景观设计师会喊出“雨水花园!”;规划师信誓旦旦地宣称“交通是根本”;城市设计师反驳:“混合功能、使用多样化才是正途”。谁都无法说服对方,其他领域也是一样。


如果真能那么简单就好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答案藏在“你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有当我们认真思考自己与已知事物的关系,并仔细了解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情况下作出改变,才算是对科学作出贡献。

 

你也许和我一样承认理性智慧和经世智慧都很有价值。问题是:实践知识是否可以被提炼成“科学”,作为一种“有用的、建构性知识”被人类分享?如果不能,那“社会科学”也太狭隘了!

 

跨学科研究是一个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该主题过于宽泛或复杂,无法由一个学科来充分处理(WHY),所以需要整合学科见解(HOW),以创造更综合的理解或认知发展(WHAT)。


“第三条路”常常也是跨学科研究,它要求具有科学精神的。


“跨学科”不仅意味着跨学科跨领域,还有跨地域、跨文化、跨意识形态。这通常伴随着以改善常规业务为目的的研究行为,也就是说,科研人员会参与到常规业务变更的实验中。



03

实证研究社会实践里的角色

专业顾问或常规业务从业者一般只对行动感兴趣,而学术科研人员对研究和推动现实变革的行动都感兴趣。当后者进入前者的实践领域,必然会给团队带来许多挑战。比如“新来的(外来)研究者跟公司内部业务负责人怎样协同工作,各自角色如何调整?
一种方式是合作调查Co-operative inquiry,假设所有参与成员对调查的责任是平等的,不分主次;
还有学者指出行动研究应该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User-centred design但几乎所有真正做过田野调查的人都知道,业主主导的实证研究没那么简单。
学术与常规业务混合的行为调查很难,因为以下阻力:
·技术-语言壁垒技术能力不同造成的沟通壁垒·权威缺失研究者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若以一副与受访者平等讨论的态度,权威性易受质疑。·人性本能更多时候,人就是不愿意跟其他领域的陌生人合作,这是跨学科研究和实证研究实践的困境。
Heron & Reason(2001)提倡研究者和受访者应构成新型合作关系,所有参与行动研究的人,都有机会分享研究成果,让本地人充分参与研究决策。
实地经验可以被研究者提取出来,作为学术成果(也就是形成科学知识)与更广泛的实践者和学者共享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改革派而言,业务变更流程是主要的数据来源因此,业务变更成为重要的知识来源,它本身的意义反而是次要的。
举个例子:教育改革,为了对比新教材的教学效果,可能先在上海地区找20家小学作对照试验,一半用新教材,一半用老教材。一学期下来,比较两组学生的成绩。在这个具体项目中,提高具体某所小学的学科成绩不是重点,重点是通过测定方法判断变更教材对教改的有效性。
同理,当一家公司不再满足按部就班,开始引入研究人员,帮助它反思业务变革时,也意味着外来研究者的核心任务是提取并分析业务变更的数据,通过科学思维把零散的事实转化成现实价值。
和常规业务、学术研究相比,“第三条路”在责任制、核心任务、目的、资助方、程序和工具方面,有哪些不同?
Cronholm和Goldkuhl在一篇讨论参与式实践研究的文章里,指出研究者在地方实证研究实践中的角色。

图片来源 Cronholm & Goldkuhl (2004): Conceptualis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Three Different Practices

负责人


常规业务的主要负责人是客户,客户或客户代表从咨询顾问那“订购”服务或产品,顾问业务围绕着客户的难题展开。
学术领域里没有明确的负责人。学术界创造的科学知识,可说是全世界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
实证研究实践里,知识的使用权可以是科研主管、研究人员,有时还是政府或商业机构(政府和商业机构制定官方报告,通常有研究者和从业人员共同参与)。

任务


常规业务的任务,是履行商务合同,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理论实践的任务是发展新知识、新理论。实证研究实践的任务分配,既包含理论研究实践,又有常规业务实践。

目的


对常规业务而言,改变业务惯例是业务实践的要求。
学者的工作受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支配,要完成理论研究的任务。
交叉实践既包含理论研究,也有常规业务任务。所以是“商务变革-实证研究”的双重目的。具体到设计研究实践,设计成果和设计过程可能是研究的对象。

资助者


常规业务的资助者是客户,交付产品订单。一些企业为了自身改进业务会自筹资金,不过,更普遍的商业惯例是客户提供资金。非商业环境下还有其他方式为常规商业行为融资(例如税收)。
理论研究者通常由高校或类似学术委员会的外部机构资助。
实证研究实践则是通过学术团体、商界、外部供应商等不同方式获得资金。

工具


常规业务的生产设备、仪器是主要工具。

理论研究的工具是学术研究的方法论。

实证研究实践的工具是变革方法和研究方法。




我的心得

1. 从生活现场提炼科学知识


20世纪的量子机制取代了牛顿的物质观,让人类发现了原子和分子层面的不确定性。尽管这个改变很难被我们每个人直观体验,但认知的变化,仍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现实世界。
人类对不可计算、不可预测的问题特别着迷。我们眼中的宇宙也开始变得不确定起来,充满了随机和偶然。不确定性不仅出现在自然界,真实的世俗世界也是如此。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海森堡说过:“物理学并不描述自然,它只是反映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这句话其实是想说,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真相并不是一回事儿。科学思维,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底层方式。
科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现有的知识只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它永远是存在局限的,是暂时的。更多时候,我们要和“未知”的不确定性共存。
科学思维对个人有什么特殊价值呢?懂得科学精神的人,能享受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红利,那就是用科学的方式去做实验、去试错,在信息时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能很快从真实世界中获取反馈。倘若你在一家运转得不错、有前景的公司工作,这说明你的实践也符合社会需要。你可能会发现两个事实:


一是,探索新知识的速度加快了。科学思维让新生事物从产生假设、验证、放弃或完善变得极快。
二是,知识应用于实践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新一代富豪很多都既懂科学,又懂商业。硅谷、乌镇,本质上是互联网+科学精神的试验场,把大量前沿的技术,更把科学精神应用到了创业中。
科技公司的崛起,也是科学企业家、企业科学家的崛起。用科学思维经营和管理企业的人,以技术为内核的人,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更为强大。科学家与企业家这两种身份中间不再有墙,它们反而就像嵌入个人意识的联合装备,走到哪,带到哪。

2. 公共领域的实证研究


如果你关注社会新闻报道,学术文献,会发现拆迁导致“家园的丧失”,消费型场所的资本化士绅化造成“公共场所萧条”。
“场所流失”是一个全球共同面临的困境,无论是发达民主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这种现象。所以公共领域流失是个复杂问题。
中国近年来出现不少杰出的社区微更新实践,这类带有实用主义研究色彩的地方实践处于“全球场所营造运动”的漩涡中心,连系各种各样的理念、资源、专业知识和合作伙伴。与全球学者、实践者分享新知识、新方法。
这样一场“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因为公共场所流失的背后,出现了“吊诡”,也就是极其复杂的现实难题,无法用单一的规划、建筑设计或者社会工作、青少年犯罪管教手段解决,所以必须有人站出来,试图拉进新资源、新的研究方法、组织结构,来解决问题。
图片来自作者截屏
我听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Malcolm Gladwell)在线分享的一个观点,他提到企业“兼容并蓄”招聘各种背景的人才并不是为了网页好看,或者出于道德感,而是多元化的人才结构真的能拓展公司的视野。
他拿电话公司打比方。电话技术在普及前三十年就成熟了,但由于最初电话公司全是三四十岁的白人男性,这些人把电话看作是电报的另一种形式,也就是昂贵而简洁的通讯。由于电话公司没有女性员工、少数民族和移民,公司压根没想到后来电话可以作为一种家庭主妇长时间聊天的沟通途径。
社区依托群众也和公司“兼容并蓄”的人才策略有相似之处。社区营造,需要真正多领域的专家,包括城规建筑景观,还有地理数据、计算机模拟现实、认知科学、社区工作等领域的人才。
这类“不太纯正”的学术团体与中外学者广泛交流,年轻学者鲜活蓬勃的田野调查不断开创新概念、新兴趣,贡献了大量精彩的实证研究,为城市决策去权威化撕开一道口子。
城市建筑学的“去权威化”变革正在发生
这其实和几十年前欧洲的时代困境十分相似。作为身处欧洲学术中心的老师,杨・盖尔感到资本化的城市活动让自己的设计思维受到极大约束,于是从“城市形态理论”出发,发展出了“环境心理学”。
杨・盖尔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长期关注行为与空间的互动,力图改善人在城市里的感受。这其间的学问庞杂,还涉及到与真实世界密切的接触。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非营利性组织“公共空间项目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通过帮助人们创建和维护公共空间做社区营造。他们的网站不停更新来自世界各地的案例,引起人们热情的讨论。

3. 打破范式之争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指出,人的认知有两面:一面是被动的,从外面接收信息;一面是主动的,就是我本身可以主动去觉悟的能力。
社会不是真空实验室,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说:“社会的本质在于持续行动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假定的关系结构。没有行动,所有人际关系结构都毫无意义。要理解社会,就必须从其行为构成来看待并把握它。” 
社会科学家用什么方法了解世界?这就要提到支持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哲学立场,也称范式: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
实证主义者使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了解社会的工具。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通常以检验假设的定量方法为特征。
解释主义者则认为,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存在根本区别,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用于社会科学。解释主义者通常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如人类学实地调查或开放式访谈。
你恐怕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无法被归入某一个阵营,这种感觉没错!事实上,“范式之战”(The Paradigm Wars)由来已久,两者的区别常常被过分夸大或简化。
若研究生能花点时间了解下术语的定义,便能更具批判性地对待哲学立场和不同立场之间的差异。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在现代学术实践中想要作出杰出贡献,研究人员需牢记,知识应该对行动和变革有用。



参考文献
Goldkuhl G (2005). Socio-Instrumental Pragmatism: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for Pragmatic Conceptualisation in Information Systems
Cronholm S, Goldkuhl G (2004). Conceptualiz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Three Different Practices. Electronic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
Goldkuhl G, Cronholm S (2010). Adding theoretical grounding to grounded theory: Towards Multi-grounded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Research Design in Social Research. Sage, London (2001).

Bruns, D., van den Brink, A., Tobi, H., Bell, S.: Advanc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search. In: van den Brink, A., Bruns, D., Tobi, H., Bell, S. (eds.) Research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ethods And Methodology, pp. 11–23. Routledge, New York (2017)
Tobi H, & Kampen J. (2018) Research design: the methodology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ramework. Quality and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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