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四部要籍选刊《汉书》（全12册）出版

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建武八年（32），卒于永元四年（92）。班固幼承家学，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读书。建武三十年（54）因父卒归乡里，居家以续修其父班彪未完成的《后传》为业。任兰台令史，参与编修光武帝的《世祖本纪》，复迁为校书郎，撰成开国功臣及当时群雄的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史才得到明帝的认可，“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即《汉书》）”。章帝时，班固受宠甚渥，建初三年（78），任玄武司马，次年奉诏撰《白虎通德论》，记录天子会合诸儒讲论的五经异同。后人辑有《班兰台集》。

此次影印的《汉书》，是清同治八年金陵书局本，也是著名的晚清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的开端和模板。五局合刻本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部正史丛书，其主要以明末汲古阁本为底本翻刻，并经通人校订，无论是文本质量还是刊印水平，在诸多正史刻本中都允称佼佼者，故自成书以来，流传颇广。如此本《汉书》便多有名家批校本存世，欲探讨清人研读《汉书》的成绩，此本的参考价值更在宋元旧椠之上。

此本刻印精良，可视为晚清局刻本的代表作，极适合用作点读训练的底本；又在近代学界广泛流传，是众多朴学家读史立说的基础，故在研究清代史学史时亦有独特价值。过去整理影印，多注重宋元旧椠，像这样价值高而时代晚的清刻本则少有人问津，此次刊行同样能填补史部要籍版本的若干空白。

《漢書》一百二十卷，東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同治八年（1869）金陵書局刻本影印。

班固，字孟堅，東漢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市東）人，生於建武八年（32），卒於永元四年（92）。班固幼承家學，九歲即“能屬文誦詩賦”，十六歲入洛陽太學讀書。建武三十年（54）因父卒歸鄉里，居家以續修其父班彪未完成的《後傳》爲業。既而被人告發“私改作國史”，遂下獄，幸得其弟班超上書申辯而獲釋。此後任蘭台令史，參與編修光武帝的《世祖本紀》，復遷爲校書郎，撰成開國功臣及當時群雄的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史才得到明帝的認可，“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即《漢書》）”。章帝時，班固受寵甚渥，建初三年（78），任玄武司馬，次年奉詔撰《白虎通德論》，記録天子會合諸儒講論的五經異同。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班固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後竇憲謀反，“迫令自殺”，失去竇憲庇護的班固也被有宿怨的洛陽令种兢借故捕繫，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後人輯有《班蘭台集》。

《漢書》的撰作始於班彪續《史記》的《後傳》數十篇。其初衷不僅要補敘太初以後事，還要改正司馬遷“論議淺而不篤”的缺點，做到“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班彪死後，班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其受明帝詔修《漢書》，事在永平五年（62）或以後，其成書時間則所記不一，或曰永平十六年（73），《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或曰建初中，《後漢書·班固傳》云：“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或曰成於班固身後，《後漢書·列女傳》云：“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漢書》基本沿襲了《史記》創造的紀傳體框架，只是改“八書”爲“十志”，並取消不再適用的“世家”一體。最重要的是其“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成爲斷代紀傳體的開端。後世編修正史，都以之爲範本，故劉知幾《史通》述史書六家，專立“《漢書》家”，讚美其“言皆精煉，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作爲“中世紀中國的第一部官修正史”（朱維錚語），《漢書》撰成伊始便受到廣泛的重視，但其文辭簡奥，即使是同時期的大儒馬融也“未能通”，不得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自東漢桓帝時的延篤以降，歷代作注者綿延不絶。唐初顔師古參考叔父顔游秦的《漢書決疑》，“多取其義”，復攟摭荀悦、服虔等二十三家舊注，是者從之，誤者訂之，闕者補之，撰成新注（辛德勇以爲顔師古注本即自題《新注漢書》）。這部注本“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是研讀《漢書》最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故後世《漢書》刊本皆附刻顔注，此次影印的金陵局本也是如此。

《漢書》付梓，始於北宋淳化年間。程俱《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云：

因知《漢書》初刻於淳化，再校於景德，刊定於景祐，但據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考證，淳化本蓋刻成於咸平初年，景德、景祐僅就淳化舊版略爲修改，未曾刊刻新版。此本爲後世諸版本之源頭，惜已亡佚。

北京圖書館藏宋本《漢書》，半葉十行，卷末刻景祐元年（1034）九月余靖上言，又刻“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字”兩行，與《麟臺故事》所言正合，故清人顧廣圻、黄丕烈皆視爲北宋景祐原刊，號稱“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此本是《漢書》存世版本中最早者，但實爲北宋末南宋初據景祐本覆刻而成。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四“周蜀九經”條云：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四云：

此本《漢書》屬南宋前期官刻，即李心傳所謂紹興末年所刊監本而由淮南東路或江南東路轉運司刻板者（此據尾崎康説，趙萬里以爲江東漕司刊本），前人或誤判爲“蜀大字本”。半葉九行，行十六字，現存多部印本均係殘本。原刻避諱字均作“淵聖御名”“今上御名”，至孝宗朝後將部分避諱字挖改爲缺筆“桓”“構”，又缺“慎”“瑗”“瑋”三字末筆。此本刻成後，版片遞藏南宋國子監、元西湖書院及明國子監。

趙萬里《兩宋諸史監本存佚考》以爲宋監本正史應分大字、中字、小字三種，《漢書》亦不例外。其中字本即十行本，以北宋末南宋初覆景祐本爲代表，其小字本即十四行本，以静嘉堂文庫所藏宋紹興中湖北提舉茶鹽司刊本爲代表（尾崎康稱此種傳本僅存一部，未聞有第二帙，而趙萬里舉吴興張氏藏《漢書》殘卷行二十七八字爲例，兩人所言行款吻合，然似非一書），其大字本即九行本，以兩淮江東轉運司本爲代表。此三者即宋監本正史三大統系，與群經正義宋刻本情況相似。“群經正義中單疏本、越州本及閩中附釋音本鼎足而立，亦可謂之小字、大字、中字三種，與諸史無異。惟附釋音本（即群經正義之中字本）乃閩中所刊，而非南宋監本，此其異於諸史者耳。”

除上述官刻外，慶元中另有黄善夫、劉元起刻本，是宋坊刻之名作，影響深遠。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此刻兼有“建安劉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木記，蓋由黄善夫發端，劉元起等五人參與校訂，後被劉元起接管，故其先後印本的刊語木記有所不同。書中“屢見‘宋祁曰’‘劉攽曰’等宋人校注，各卷末題‘右宋景文公用諸本參校，凡所是正並附古注之下’，而卷首目録之後，詳列參校注本”。其内容較此前各本爲豐富，尾崎康指出此種增加校注的坊刻本“與同爲南宋中期建刊之經書版本附入釋音，有異曲同工之妙”。宋嘉定年間建安蔡琪一經堂據劉元起本翻刻，變行款爲八行十六字，並將劉元起本卷端之“顔師古注”改爲“顔師古集注”，後又有元白鷺洲書院覆刻一經堂本。

元大德九年（1305），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擬刊行十七史，命其所屬九路儒學分擔校刊，最終刻成十史（缺南北朝七史），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其中太平路儒學《漢書》是各路遵循之範本，張元濟《校史隨筆》認爲此本源出宋景祐本。元大德九路本十史的大部分版片後來都移貯明南京國子監，故明嘉靖以前南監本多用元大德九路本印成，直到嘉靖七年（1528），張邦奇等奏稱：“《史記》《前後漢書》殘缺模糊，原板脆薄，剜補隨即脱落，莫若重刊。”然後《漢書》有嘉靖南監刻本（《中國古籍總目·史部》著録爲明嘉靖八至九年刻，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稱其版心題嘉靖九至十二年），此次重刊，《漢書》改用南宋慶元中建安黄善夫、劉元起刊本或其翻刻本爲底本，其書版“爲萬曆二十一史所襲用”，並不斷修補，故北京圖書館藏二十一史本《漢書》首册版心即有“嘉靖九年”“萬曆二十六年”“崇禎三年”“順治十五年”“順治十六年”等多個年號。萬曆年間，北監又以南監本爲底本重刻二十一史，其中《漢書》主要刻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至清乾隆間武英殿刻二十四史，齊召南跋《漢書》云：“據慶元舊本補缺訂譌，正其舛謬，以付開雕。”《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云：“袁漱六有宋慶元劉之問元起刊本，即殿板所出。”（參見張元濟《校史隨筆》“《漢書》殿本從劉之問刊本出”條）因知三次官刻，皆源自宋慶元本。明清時期另有多種新刻《漢書》，具載於《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等目録，兹不贅述。

明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刊行十七史，“多據宋元舊板，勝其十三經注疏之僅傳監板者多矣”，故在清代頗爲風行，至光緒時，仍然“京師湖南舊書攤頭插架皆是”[葉德輝《書林清話》語。按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指出汲古閣本十七史的原版印本傳存極其罕見，則其普及應在清嘉慶十年（1805）南監本書版燒亡之後，此推论似與清人所言不合，蓋汲古閣本聲名太盛，重印翻刻不計其數，故必求汲古閣初刻初印，固然不易，但如將其原刻翻刻本籠統視爲一個系統，則汲古閣本之普及不會如此之晚]。其中《漢書》口碑較佳，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云“汲古閣本無三劉説，與明汪文盛刊本並善”，瞿木夫《宋本漢書附録札記序》云“明南監本《漢書》，師古注多删削不全，以宋本校毛氏汲古閣本，師古注皆同，可知毛本勝於監本”。宋元本罕見，兩監本不善，淵源古而存世夥的汲古閣本遂成爲清代主流的《漢書》讀本，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七云“今人家《漢書》多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本，字密行多，篇帙縮減，誠簡便可喜，予亦用之”。同治時金陵書局翻刻正史、光緒時王先謙撰《漢書補注》皆取汲古閣本爲底本，最足彰顯其影響力。汲古閣本《漢書》淵源何自，衆説紛紜。孫曉磊《<漢書>汲古閣本校議》羅列前人觀點，大致分爲六類，然後通過校勘證明汲古閣本屬於景祐本系統，進而結合牌記、避諱、刊誤等信息推測其底本當爲南宋隆興二年（1164）刻本。按《校議》之説以汲古閣刻《後漢書》據隆興二年（1164）劉仲立本爲前提，但《張文虎日記》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廿六日記云：“校《後漢書·光武紀》，從莫偲老借得汪文盛刊本與隆興二年劉仲立刊本，合處頗多，非汲古本所及。”則此前提似仍可商榷，俟考。

金陵書局重刻包括《漢書》在内的“三史”之役，倡始於曾國荃。《張文虎日記》同治三年（1864）九月廿九日記：“沅帥愿重刻《十三經》《段注説文》《史記》《漢書》《胡刻通鑑》《文選》諸書，舉以見屬。”可惜因其歸鄉養疾而中輟，次年接管書局的李鴻章亦有意刻書，於是包括《漢書》在内的“三史”付梓計劃得以恢復。

同治六年（1867）三月，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再次接管書局，“三史”仍由其主持校刻[同治七年（1868）五月二十二日，曾氏復何紹基信云：“此間自刻《船山遺書》後，别無表章前哲之刻。李帥飭局刻諸經讀本，國藩回任後繼刻‘三史’，計冬間乃可斷手開刷。”]。曾氏對《漢書》刊刻事所干預處主要有兩點：一是字體上要“方粗清匀”，版式上要增加“仿汲古閣”的戳記。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二十二日，其致函周學濬云：

其對字體極爲關注，故次年二月七日又向張文虎再次强調，但似乎未達成一致意見。

筆者所見多部《漢書》印本，卷末皆有“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篆文戳記，可見已遵囑增刻。

二是内容之安排。《張文虎日記》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九日記：

此事當緣於此前張文虎新獲《辨疑》印本。其《日記》同治六年（1867）八月十二日記：

曾國藩接受了取消附刊《讀書雜志》、改爲單行的建議，並委託張文虎校勘[《日記》同治八年（1869）六月四日記云：“唐端甫又示湘鄉公回書，命校刊王石臞《讀書雜志》。”同年七月九日：“校《讀書雜志》新寫樣本。”此後數月皆記校《讀書雜志》事]，但最終印成的《漢書》不附《辨疑》，因知張氏建議也未被採納。

更值得關注的是書局刊刻《漢書》的體例問題。同治六年（1867）四月十日，曾國藩派定書局職事，以周學濬爲提調，以《前後漢書》屬二劉（見《日記》），即劉毓崧校《漢書》、劉恭冕校《後漢書》（張文虎亦參與二書校勘）。劉毓崧是書局元老，對此前的《船山遺書》校刊事“用功最深”（張文虎《上曾沅浦宫保》語），曾撰《刻王氏船山叢書凡例》《王氏船山叢書校勘記自序》（見《通義堂文集》卷八）。書局刻書撰寫校勘凡例，蓋曾國藩設立之規則，《張文虎日記》同治七年（1868）十月初六日即云“謁節相，命撰《校<史>凡例》”，十七日“草《校刊<史記>條例》竟”，廿二日“與端甫謁節相，盛稱《史記凡例》之善”，惜此《凡例》不附局本《史記》以行，亦不見於張氏舒藝室諸集，今日只能借跋語、尺牘等材料推考其大意了。劉毓崧接手《漢書》之役，亦撰《校刻漢書凡例》，局本《漢書》同樣未附《凡例》，所幸《通義堂文集》卷五具載全文，可據之了解《漢書》校刻之初衷。《校刻漢書凡例》的主旨大致包括五點：

此《凡例》之構思與局本《漢書》之現狀相去甚遠，幾乎可以算是不相干的兩個系統，關於其間劇變的緣由，不妨作一推想：張文虎、劉毓崧主持《史》《漢》校刻之初，皆擬匯校衆本，做成“擇善而從”的新定本，而非傳統的翻刻舊本，但對於《史》《漢》這樣性質異常複雜的經典著作來説，要想“會合諸家，求勝舊本”，談何容易，即使有張、劉這樣的專家主事，其所耗費的時間、資源也大大超過簡單的翻刻。書局自身是官私參半的新設機構，人員叢雜、經費不穩，在特定圖書上阻滯過久，既不利於整體的周轉運營，也難免招致物議。雖然曾國藩以“但求校讎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相勗，主事者仍面臨多方面的壓力。《史記》開校於同治五年（1866）首夏，畢工於九年（1870）仲春，金陵書局刻印衆史，未有如此之久者，也證明這種特殊的“持久戰”可一而不可再。張文虎《舒藝室尺牘偶存》載同治八年（1869）《復湘鄉曾侯》信云：

所言情狀，移諸《漢書》也完全適合。另外，劉毓崧於同治六年（1867）四月開始從事《漢書》校勘，同年八月即“患疽去世”[見《張文虎日記》同治六年（1867）八月九日記]，設計《凡例》的人已辭世，外部條件亦不支持繼續執行《凡例》的宏大計劃，另起爐灶，改從“爲力較易”的翻刻舊本便成爲必然的結果。

如《凡例》所述，劉毓崧的首選底本是文淵閣本（儘管他打算對此本加以空前的校改），爲何書局最終卻取汲古閣本作翻刻底本？可能有如下幾種原因，一、汲古閣本源於宋代官刻，口碑佳而影響廣，是清代的主流讀本；二、汲古閣“字密行多，篇帙縮減”，據之翻刻能顯著地降低成本，節約時間，以滿足當時書局刻書應對“亂後書籍殘毀”的迫切需求；三、汲古閣本的字體版式較爲契合以曾國藩爲代表的晚清士人所追求的“方粗清匀”的主流審美觀，同治八年（1869）五月，李鴻章奏曰：“現在浙江、江寧、蘇州、湖北四省公議合刻《二十四史》，照汲古閣《十七史》版式、行數、字數，較各家所刻者爲精密”，“精密”云云，無疑是關於形式的共識。較汲古閣本更加整飭的局本《漢書》被視爲後來五局合刻廿四史的範本，浙江官書局總辦俞樾在與時任兩江總督、協調各局合刻正史的馬新贻往來的信件中記録了相關細節。馬氏云：“此間校刊俱照汲古閣本，蘇、浙局中亦能仿照，則將來全史一律，庶成巨觀。”俞氏云：“尊意全史格式，宜求一律，請將金陵新刻前、後《漢書》樣本寄一二本來，俾各局知所法守，幸甚。”在得到印本後，又云：“略一展玩，其字體工整，格式大方，洵爲海内善本。即函告浙局諸同人，新、舊《唐書》照此刊刻，使成一律，亦藝苑之巨觀也。”（見《俞樾函札輯證》）

最後應該提醒讀者的是，明嘉靖以前，以宋景祐本爲代表的官刻本系統與以宋慶元本爲代表的坊刻本系統各有清晰的傳承脈絡，彼此間也保持著明確的界限，但從明嘉靖時南監重刻《漢書》以慶元本（或其翻刻本）爲底本開始，官刻的文本就轉入坊刻的領土。明南監本與北監本、清殿本與閣本都是權威的官本，其祖本卻皆可追溯至慶元本。另一方面，明末的汲古閣本和清末的金陵書局本，其性質都屬於民間本或者書坊本（汲古閣自不待言，金陵書局雖受官府管轄和官員支持，但並非官設機構，其運營也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個人捐資和銷售盈利，故仍可以書坊視之），其文本卻源自宋景祐本這樣標準的官刻。此類官私之間的身份反轉和文本糾纏，無疑具有强烈的學術張力，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討。在數字化書影全面普及的今天，局本《漢書》的閲讀屬性和文獻意義都已明顯弱化，但其在近代出版史領域的研究價值卻日益昭彰。與先前出版的《史記》一樣，此次影印的底本也是蔣抑卮舊藏初刻精印本，賞心悦目處毋庸贅言，希望能以《史》《漢》的刊行爲契機，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局刻本正史的系列影印。這個目標無疑還需要繼續投入巨大的資源和精力，但未必毫無可能，畢竟十年前我們初次影印阮刻《毛詩注疏》時，也没想到有一天會出齊阮刻《十三經注疏》。對於經典文獻整理事業的明天，筆者和讀者同樣期待。

是爲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