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工业铅中毒研究的开端
1950年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管辖山东、浙江、福建三省，以及苏北、苏南、皖北、皖南四个行政区以及南京、上海两个市，机关驻上海市。
1950年5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接管了上海一家具有国民党官僚资本背景的油漆厂——开林油漆厂。旧中国工业极不发达，当时开林油漆厂的主要产品是红丹（四氧化三铅）及黄丹（一氧化铅），只能生产少量沥青漆、酚醛底漆。接收后，华东工业部发现开林油漆厂在过去日本人接办时期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经营时期，虽是长年久月的一直在制造红丹，但资本家一心关心利润，并不顾工人的安全卫生，也一直没人理会工人中毒的问题，工厂根本就没有丝毫卫生设备可谈，以致工作时铅尘飞扬，危害到工人的健康。上海市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铅在当时已是一种相当重要而应用颇为普遍的工业原料，用铅或铅化合物的工业种类不下二百种，如蓄电池、油漆、颜料、铅印、石印、橡皮、陶瓷、搪瓷、玻璃、铅管、杀虫剂、汽油、火柴……等工业，都常以铅为原料，许多种工业的工人会常接触到铅或铅化合物。
铅是有毒的。铅中毒症状最普通为肠胃病，逐渐影响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排泄系统等。轻则引起贫血、肝损伤和不育，重则损害神经系统，引起精神分裂、痴呆、周围神经损伤。铅中毒对儿童的伤害更甚，会对其智商、记忆力产生影响，甚至导致成年后暴力行为的增加。今天人们通过考古发现，由于大量使用铅制的酒具、餐具等日用品及输水管道，铅中毒造成的贫血、消化功能减退、不育、生育低能儿和神经错乱，古罗马帝国有19位皇帝死于铅中毒，数十位王公不育，平均寿命不到25岁，铅中毒将高度繁荣发达的西罗马帝国文明引向了衰败。与及时行乐好在葡萄酒里加“铅糖”来消除酸味的古罗马人不同，历史上中国皇帝们孜孜以求的是不老升仙，未成想死于铅中毒者前后也多达14位，杀死这些中国皇帝的凶手是他们长期服用的“仙丹”——大多由大量铅、汞、锡等重金属化合物炼制而成。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常会接触到铅，唐代以来中国妇女使用的妆粉含有铅化合物，“铅华洗尽依丰盈”的杨贵妃,所用的“铅华”就是白铅制作的面脂，近年仍不时传出国内外知名大品牌美白化妆品等被查出铅超标的新闻。制作传统松花皮蛋必须要添加密陀僧，密陀僧就是氧化铅，大约从唐代由波斯传入中国，被用来入药。加了密陀僧的鸭蛋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密陀僧中的铅便逐渐渗透到蛋壳内，渗透的路径被卵清蛋白凝固记录下来，形成晶莹剔透宛若琥珀的铅蛋白结晶，美丽但却有毒。铅中毒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职业病。在用铅或铅化合物的工业中，工人在日常工作时会把铅吸收到身体里面去，经过相当日子后，就发生中毒现象。工业铅中毒是一种慢性病，最初不易有显著的症候，这种病，不仅资本家不肯注意，连工人自己也往往疏忽。因为在最初几个月或几年中，工人健康的损害是很慢的，即便已经生病，就医时若不详细说明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医生往往不容易诊断出来。但继续吸收铅毒，终会发生急性病状，如剧烈的腹痛，两手瘫痪、眼瞎、昏迷，甚至死亡。人体铅中毒的途径通常不外乎四种：吸进铅尘或铅蒸气到肺中、食入肠胃道、皮肤吸收或者血液注入。因为有这样多的工业要用铅或铅的化合物为原料，而铅中毒的途径又如此“方便”，因此铅中毒又成为一种很容易感染的职业病。旧中国工业不发达，极少有工业卫生，无甚卫生研究和防治工作经验可言。民国36年（1947年）5月16日始成立上海市工厂卫生委员会，主要负责工厂卫生设计、研究、联系和考核。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主持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的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农工部副部长陆京士以及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张维为副主任委员。尽管行政当局已经注意到诸多职业病的危害，但因经费匮乏，即便有心，也无力实施研究改进。正如1949年3月上海市卫生局长张维在《上海市卫生局三年来工作概况》一书的《序言》中所叹：“我们深信时代的需要是‘医药社会化’，……不幸抗战八年以后，依然是烽火不息，金融紊乱，币值低落，物价暴涨，百业凋零，尤其是最近一年当中，市库财源枯竭，预算无法执行，维持日常业务已经觉得困难丛生，更谈不到卫生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制定的“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人民政府在刚刚接管开林油漆厂之后不久，不仅密切地注意到铅中毒这个工厂安全卫生上的问题，而且迅速请公共卫生专家加以调查研究，并着手加强安全卫生的设施，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情况。1950年9月华东工业部为了调查该厂职工是否有中毒情况，以资防治并改善设备，乃会同上海市卫生局、劳动局等机关组成安全卫生委员会，并请著名的公共卫生教授——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苏德隆以开林油漆厂作为铅中毒的典型研究厂，以协助该厂改善安全卫生的设施，并促起其他用铅工业的注意。73年前的这次调查，成为新中国工业铅中毒研究的开端。提起被查对象——上海开林油漆厂，可谓中国涂料工业赫赫有名的先驱。这家民族企业是如何落入日本人之手，而后又变成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企业呢？
“开林”意为开发原始森林，民国四年(1915年)，来自广东的商人阮霭南和周元泰等人合伙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创办了上海开林造漆厂的前身——开林颜料油漆厂。这个肩扛手提的家庭小作坊，果然开发出一个巨大的原始森林，他们用一台挤出机、几口熬油锅，率先用化学方式生产出了白厚漆、白铅粉等商品，一举摆脱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天然植物大漆的束缚，成为中国化学合成涂料的先驱。这一创举标志着中国涂料工业从“天然植物漆”升级到由天然树脂（植物油脂）“化学炼制涂料”时代，成为中国近代涂料工业的发端。
随着市场的需求、生产的扩大，原来的小地方渐已不能适合开林的发展，于是在民国九年(1920年)，阮霭南和周元泰把开林迁到虹口天通庵路、同心路处，添置了工人和设备，增加了红丹、调合漆、改良清漆等品种，注册了“双斧”牌商标来冠名产品。
民国十九年(1930年)，民族工业经过10年的艰难发展，开林油漆厂在虹口西体育会路229号购得土地5亩，次年建造了1幢钢筋混凝土新厂房，轰动了上海滩，也引得日租界里日本商人的虎视眈眈，对开林油漆厂暗埋觊觎之心。
1932年5月，开林颜料油漆厂改名为开林油漆有限公司，组成董事会，由黎润生任董事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日本侵略者轰炸上海的隆隆炮火声中，开林油漆厂房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董事长黎润生无奈去往陪都重庆避难，开林厂的油漆生产被迫停止。1942年7月，日本化工油漆商软硬兼施，以低价从黎润生手中收购了开林油漆有限公司的产权，接办并改名为“大日本涂料株式会社”，这段屈辱印记不仅烙印在人们心中，也烙印在开林厂的大烟囱上，乃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大日本涂料株式会社”的字迹仍依稀可辨。
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开林厂作为日本敌产由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信托局予以接收。1946年3月，黎润生、阮霭南通过熟人——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继张元济之后商务印书馆的主要负责人、曾在三十年代带领商务印书馆成为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从敌伪产业清理处赎回了开林的全部资产，开林厂重又开始了油漆生产。一个月后，这位曾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出版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王云五，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弃商”从政，很快便出任了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次年4月又升任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人称“国民党之前哨”，比国民党还国民党。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积极支持反共内战政策的王云五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人士”名义参加“行宪国大”，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此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均面临全面崩坏之势，为挽救经济崩溃，王云五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此案获通过执行。这一年开林厂增资到金圆券40亿元，王云五等股东占40%，自此开林厂成为官民合办企业。王云五设计的金融改革方案很快遭到失败，且闹得天怒人怨。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王云五被列为第15号战犯。1949年4月，被弹劾下台的王云五去往台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华东工业部派专员对开林油漆厂进行监理，并驻有军代表。后发现其中有官僚资本，遂于1950年5月由华东工业部予以正式接管，首任厂长李洪之，开林改名为“地方国营上海开林造漆厂”，从此开林油漆厂回到了人民手中。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了“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开国大典后的当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军队卫生工作的总方针，强调“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要面向农村、工矿，要依靠群众，要预防为主。”
而海外留洋归来的专家们，在此之前已经感受到了新政权在卫生政策上的“大不同”。1949年6月11日，上海解放才半个来月全市就开展了以防治霍乱为中心的夏令防疫运动，是年下半年上海未再发生霍乱流行。专家们也感受到了新政权对高级专家和医务工作者专业能力的重视和认同。国立上海医学院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医学院，被派驻兼任上海医学院及其教学医院临时管理会主任委员的是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他说“我们要认识，新社会的医务工作者，是保卫人民健康的战士，那里有疾病，就要到那里作斗争，直到消灭了疾病为止。”
医学专家们非常赞同政府“预防为主”的卫生政策，并予以积极响应，矢志不渝“为人群服务”的苏德隆教授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位。苏德隆教授是国立上海医学院微生物科主任兼公共卫生科主任，他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1947年在英留学期间，他研究发明了强力抗菌素微球菌素（micrococcin）引起世人瞩目，是当时国人中罕见的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微生物学会会员。苏德隆在抗战前曾长期从事农村卫生工作，大学毕业后担任沪郊农村协进会卫生主任，在沪郊颛桥、大场等农村为农民义务服务。抗战时期任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队部医务主任及第一大队大队长，以及贵阳卫生人员训练所教育长等职。他曾在广西宾阳开展血吸虫病研究，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疾病视若无睹，根本不支持这项研究工作，加之那里兵痞土匪如麻，农民生活朝不保夕，这项研究仅仅搞了几个月就无法继续下去了。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人民解放军三野9兵团驻扎在太湖及淀山湖水域进行水上练兵时，10万人的部队中有3万指战员突发不明原因非战斗性减员。苏德隆以其特有的专业敏锐度，发现部队系因涉水而感染急性血吸虫病，便连夜致信给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恳请采取紧急措施，并提出了防治的方法。他的建议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1949年12月24日，“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成立，苏德隆被委任为副秘书长。上海医学界迅速踊跃响应了新政府的号召，在苏德隆的积极组织动员下，不到半月上海、沪宁、沪杭一带便组织了近2000名医务人员下乡，突击治疗被感染的官兵。当时《文汇报》报道了上海医学界积极响应的盛况，并赞叹道“这真是上海医学界破天荒的一件伟大创举，它标志着新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和道路。”不到一年的时间，患病的战士便全部治愈恢复健康，为此苏德隆被部队授予“名誉教育主任”称号并发给证书。不久9兵团就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参加了长津湖战役。
华东工业部在正式接管开林造漆厂后，便找到“老朋友”苏德隆教授，请其协助调查开林造漆厂员工是否有中毒情况，这使得苏德隆深感共产党和政府对于中国的新主人——工人阶级健康的关心。1950年9月7日，华东工业部会同上海市卫生局、劳动局等机关及上海医学院共同派员对开林油漆厂进行了视察，苏德隆教授安排本科室的徐苏恩教授参加了首次视查。此次视查发现开林油漆厂制铅丹设备多残缺不全，整个铅作业车间内铅尘弥漫飞扬，工作环境恶劣不堪，工人多有病容。徐苏恩遂将了解到的情况向科主任苏德隆教授进行了汇报。为了彻底了解工人中毒的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苏德隆教授决定亲自开展调研。1950年9月23日苏教授第一次带着刚从淮南煤矿结束安全卫生检查工作回校的助教王簃兰，到上海市开林油漆厂做工业铅中毒研究工作。王簃兰是清末民初鄂西名儒王步点先生的长孙女，1944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六年制医本科学习。当时的医学生不分专业，就业时劳资双方自由结合。1950年3月，即将面临毕业的王簃兰在苏德隆教授的教导下，放弃了在大医院当临床医生的机会，留校从事公共卫生教学及科研工作。王簃兰毕业前夕，到上海郊县参加了苏德隆教授领导的血防工作，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毕业后第二年（1951年），王簃兰还曾参加上海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8个月，她在齐齐哈尔陆军二院负责建立起血库，荣获三等功。王簃兰1950年7月1日到公共卫生科报到，才过了2个月就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现场调研学习的好机会——1950年9月，华东劳动部和卫生部联合决定成立淮南煤矿安全卫生检查组。安全方面由华东劳动部派出数名工程师参加，卫生方面则指派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参加三人。公共卫生科主任苏德隆教授遂找杨铭鼎教授、王簃兰以及公共卫生实习生罗益勤三人谈话，安排他们参加检查组。这一安排给王簃兰打开了职业卫生研究的新世界大门，也使王簃兰成了我国第一个下矿井的女医生。上医小分队在淮矿为523名矿下工人做了体检，体检结束后他们又下到矿井，调研矿工的工作环境。开始矿区领导不准她下井，因为旧习俗认为“女人下矿，矿井要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争辩，矿长被说服了，这下彻底打破了女人不能下井的传统观念。为预防控制尘肺，他们给淮矿领导提出了三项改善工人工作环境的建议，均被一一采纳。此次淮矿之行，王簃兰从淮南煤矿返回后，苏德隆教授便征求她的意见，希望她此后从事工矿卫生工作，已对此产生兴趣的王簃兰很愿意继续进行此项工作。王簃兰从1950年到1992年先后共去淮矿达12次，还带领学生、研究生实习和研究。淮矿调查研究工作苏教授不仅是掘井人，1954年苏德隆教授亲自带领教职工和学生40余人下到矿井进行调查，后来他还促成了签订淮南煤矿作为上海医学院的医疗教学科研基地。到了开林油漆厂，师徒二人首先参观全厂情况。虽说厂方在接管之后，已着手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对许多设备逐渐修理改进，只因时间尚短，还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苏教授指着厂内不良的卫生状况，让王簃兰注意察看。开林油漆厂是制造铅粉（红丹、黄丹和黑粉）的工厂，旧式制铅丹设备熔铅锅上并无抽风密闭装置，只见红的、黄的和黑的铅粉飞得到处都是，厂房及车间内外、地上和瓦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红丹粉（Pb3O4），不一会儿他们的喉咙和口腔中就有了一股金属甜味。开林油漆厂的工人们大多脸色苍白土灰，不少有齿龈蓝线，是铅中毒者典型的铅容、铅线。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生活，工人整天从鼻孔、口腔和皮肤里吸入铅质。铅有积蓄的特性，吸入人体后就很难排泄。起先吸入时不感觉什么，慢慢地就会头晕、头痛、骨节痛、疲劳、贫血、腹痛。累年的吸收后，会影响神经系统，肌肉瘫痪，甚至抽风、死亡。因此铅中毒是个很严重的职业病。苏德隆观察到，厂方给工人提供了洗浴设施和场地，但只能行灌浇浴法，虽说比盆浴或池浴要好些，但仍不若淋浴合乎卫生。调查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后，他们当即着手为开林油漆厂的工人和职员检查体格，并调查工人的生活习惯等。检查从9月23日持续至28日，检查的项目包括：详细病史询问，物理检查，量血压，红白血球计数，点彩赤血球检查，血色素测定以及小便检查（包括红色质检查）等。在随后的几天，王簃兰在开林油漆厂为工人体检后，又返校按苏教授的要求在显微镜下数外周血点彩红细胞，并用紫外线检查尿粪卟啉。检查尿中的红色质，是一项重要的测验，与铅接触的人若尿中发现红色质，便可以说铅已经进到这人的身体组织里面。尿中红色质的检验方法很简单，以尿20CC置试管中，加冰醋酸2CC，过氧化氢数滴，震荡之，再加醚2CC，略加震荡，将试管置紫外灯光前检查，醚层如现红色萤光，即表示有红色质（Porphyrin），亦即表示铅已经为身体吸收。没有红色质的尿，醚层作浅蓝色。王簃兰所用紫外灯是一盏苏教授从英国留学归国时用省下的津贴带回来的伍氏荧光灯。他们共检查了工人24名，职员18名，驻厂保安队30名。结果发现，该厂工人中，不论是工龄三至六年的老工人，还是工龄几个月的新工人，多数已发生中毒现象——尿粪卟啉(半定量)阳性83.3%，尿红色质检查，24名工人中仅有三人呈阴性反应。有苍白土灰色铅容者达72.0%，发生腹绞痛者达9.0%。约三分之一的人自述有以下的一种或数种症候：头痛、头晕、关节痛、背痛、疲倦、胃口不良，睡眠减少，心悸，体重减轻等。铅中毒的人往往在齿龈上有蓝黑色的线纹，开林工人中可见此种“齿龈蓝线”者，也超过了三分之一，同时发现蓝线似与齿龈炎或脓漏有关。测量血压，特别是舒张性血压，略低于正常。从红血球和血色素的检查结果可以看出，开林厂的工人们贫血较为普遍，正常红血球标准是五百万，而开林厂半数以上的人仅有三百几十万，血色素亦均低于正常值。铅中毒的人，红血球里往往可以找到有小黑颗粒，这叫“点彩赤血球”，正常限度百万红血球中有250个，而开林厂的工人点彩红细胞超过250个/百万红细胞的达36.0%。白血球总数虽没有特别可注意之点，但从白血球的区别计数，可看出淋巴细胞数相对的增高。因设备缺乏，铅在大小便中的定量分析当时无法做。总之，就目下的情况，开林厂已患有铅中毒症状的超过了一半，铅中毒患病率竟达58.3%，严重地危害了工人健康。
《解放日报》曾多次跟踪报道了开林油漆厂的铅中毒调查。根据1950年10月11日的报道，为开林油漆厂职工普遍检查身体这项工作“已由上海医学院苏德隆教授负责进行。”苏德隆和王簃兰师徒二人在开林油漆厂调研及为工人检查体格身体时的态度是非常热诚和善的，正如1951年1月17日《解放日报》在《铅中毒浅说》一文中评价道，“下厂为工人检查体格的苏德隆教授和王簃兰助教，他们从事检查铅中毒的工作，不仅具有高度的为工人服务的热忱，并且也擅长这种技能，但也惟有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他们才得施展素日的抱负，他们的技术才被重视，他们才能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些事体在说明：这就是各阶层的广大人民所以要热爱人民自己的新中国的原因。”
调查和体检结束后，连续两个周六下午，苏教授分别交给王簃兰英文期刊的清单，清单里开列了共约20本，都是有铅中毒内容的英文期刊杂志。王簃兰即到图书馆借书，抱出这些期刊送给苏教授，仅隔了一个周日，到周一苏教授将书还给王簃兰，这些书她花了二周时间才看完，而老师苏德隆早就完成开林油漆公司工人铅中毒调查报告递交给华东工业部。
在报告中，苏德隆教授不仅陈述了体格检查的结果，还分别对厂方和工人在技术措施、工作生活习惯和预防治疗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首先是改善制造上的设备以避免铅尘飞扬。在工作程序上，应予改装为“密闭式”。在尚未全部改装前，建议已设有帏罩的，在工作时应予放下。在通风设备上，应利用排气装置。在输送程序上应利用真空输送装置或螺旋输送装置。在搅拌方面，应利用自动搅拌机。总之，要尽量控制工作间内空气的含铅尘量每十立方米不超1.5。这是解决铅中毒最基本的也是最紧要的办法。
防尘气盔及工人戴气盔的情形
如若一时无法改善设备和工序，苏教授也想了补救办法，他建议采用防尘气盔作为。苏教授认为目下用的口罩防铅尘不尽合适，应使用防尘气盔来予以改善，他还给出了工人佩戴防尘气盔的示意图，详细描述了气盔的制作和使用方法。这气盔形似钟形，可用橡皮布或羊皮制成，戴用时边缘长及胸背，面前部位开一玻璃视窗，以利视线。工人戴上气盔后，用绳抽缩盔颈部，呼吸的洁净气体由压气机经过橡皮管打入盔内的，橡皮管另一端与压气鼓风机的导管相连，空气吹向面部，然后从盔的四缘吹出。吹入的空气，不仅可供工人呼吸，还可免其闷热不适。由于盔内的气压大于盔外，铅尘即不致钻进。工作场所要经常清除各处的铅尘，清扫时应先以喷雾器喷湿，然后再扫除，以免铅尘扬起。
苏教授还建议厂方改良工人的工作服及手套,工作服最好是连体成一件，袖口及裤脚均应扎起，工作时宜着长统手套。最好厂方为每一工人置备两套，每日换洗，换下的工作服须存在更衣室的衣柜内，不可带入寝室，更不可携入饭厅。他建议厂方改良沐浴设备，由灌浇浴法改为淋浴。另外添置更衣柜，使污衣及洁衣分别放在指定处所，并在浴室内添设凳椅数张为更衣之用。对于洗手设备，最好是冲洗，厂方应供给热水及肥皂，搽手毛巾亦须常更洗。而饮水设备最好能用喷泉式，否则应为每人置购一杯，并须避免落布铅尘。关于卫生教育和预防，则可请医学卫生人员对工人进行卫生常识讲演，使工人了解铅中毒及其他卫生知识，养成卫生预防的习惯。定期举行医学检查，医务人员至少每三个月来厂检查一次，检查范围包括工作程序及工人体格，以便及时纠正及治疗。对于工人，苏教授的建议花了不少笔墨。他建议工人们要正确认识铅中毒的性质，既不可疏忽，但亦不必过度惊恐——仅管铅中毒可严重致残或致死，但它是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的！工人们可自订卫生公约，养成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一致遵守。苏教授对工人的建议相当的细致——工作时需正确穿着他所建议的工作服，工作完毕后及时热水洗手、淋浴，修短指甲，换去染了铅的衬衣，进食堂吃饭前也需将工作衣换下，并洗净脸和手，因为皮肤上、食物上若沾染了铅，就有被吸收或吃下的可能。此外，注意口腔清洁，要早晚刷牙漱口，这样不易生“蓝线”。他强调工人绝对不要在工作房内吃东西或吸烟，这得成为工人的基本卫生习惯，不然很容易在无意中把铅吃下去。生活习惯也得相当注意，不要饮酒，因为酒能加重铅毒。睡眠不足可使铅中毒症状加重，每日睡眠要睡足八小时，寝室保持清洁和安静，不要把工作衣带入寝室。在放工之后，多利用俱乐部搞文娱活动或休息因为疲劳也会加重铅毒。他还告诉工人们，铅中毒早期治疗容易见效，一旦身体上遇有不适处，要立即报告管理员或工厂负责人接洽去医治。苏教授上述预防建议如能实现，治疗便不成问题。在工厂设备改善之后，工人便不再吸收铅质，那时便可停给钙剂，骨内的铅可慢慢排泄体外。至于将来要不要用驱铅疗法，须看将来工人体内的含铅情况而定。但在设备未全部改善或防尘盔尚未采用之前，工人仍不免每天吸入铅尘。工人若发生腹痛或其急性症状，应立即予以治疗。当下治疗方面要做的事，是使工人每天所吸收的铅不再发生坏的作用，方法是给工人钙剂或含钙的食物，使血中的铅被引导到骨内，这样就暂时不对人体发生为害了。在这期间，须服用补血的铁剂和富于维生素的食物，以便恢复健康。为了向大众传播更多的防治铅中毒危害知识，在去开林厂后约半个来月，苏教授还写了《铅中毒》一书的初稿，很快《科学画报》杂志在当年（1950年）出版了苏德隆题为《铅中毒》的科普小册子。这本科普小册子在近40年后作为医药卫生科普佳作，于1989年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再度出版。《解放日报》在1951年1月25日刊发了苏德隆教授《关于开林油漆公司工人铅中毒的报告》。不仅如此，1951年苏德隆还在卫生部、《上海卫生》及《华东卫生》杂志上分别发表了《工业铅中毒》《工业卫生设施的一般原则和基本要求》和《上海开林油漆公司工人铅中毒检查报告》三篇专题论文，这也是新中国最早的工业铅中毒防治专业论文。苏德隆教授有一句名言“发现问题要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做完了，文章写好了，这只是做到了发现问题的头一半，而公共卫生工作最重要的后一半是解决问题，要与领导及有关社会各行各业人士联系，要善于与人交谈来往，要真正做到发现公共卫生问题且要解决问题。要解决相关行业普遍存在的铅中毒防治问题，需要争取行政领导的参与。苏德隆教授与上海市劳动局和卫生局联系，并由两局联合组织在开林油漆厂召开现场会议。到会者约60人，有两局的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油漆厂、蓄电池厂等含铅作业的单位领导参加。苏教授先让王簃兰谈开林油漆厂工人铅中毒情况，还邀请三名重度铅中毒者作了现场示教，有典型的铅容和铅线，并曾发生过腹绞痛，现场示教给在座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苏教授向与会者讲解铅中毒的严重性及对工人的危害性，要求两局领导解决预防铅中毒的问题。预防铅中毒的基本办法，是避免与铅或铅化合物直接接触，使工人不致吸收铅,这必须厂方与工人合作才能生效。在厂方，要改良工作设备，使铅尘或铅气不能飞扬到工作室的空气中，例如用密闭式的制造程序，排气装置，运用湿研和自动搅拌、自动传运的工艺，工人需着防护衣、佩戴面具或口罩等。但这单靠装置是远远不够的，工人还必须自觉努力随时随地减少吸收铅毒的机会。此外，工厂卫生和劳动纪律，也与防止铅中毒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提高工友们对于工业铅中毒的警觉性和注意，苏德隆教授还为工友们作了一次卫生常识演讲。根据《解放日报》1950年10月11日的报道，在为开林油漆厂职工普遍检查身体后，“苏教授还和职工们开了一次座谈会，纠正了职工中对铅中毒满不在乎或过分恐惧的思想，并对职工讲解铅中毒的卫生常识。”他告诉厂方和工人们，对检查出有中毒症状的工人，如有职业性关系应停止或减少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停止对铅质的继续吸收。治疗铅中毒，必须经过医务人员来施行，行葡萄酸钙或氯化钙注射，或吃钙剂，以使人体组织中的铅能到骨组织中集中积蓄，而使肝和肾脏的铅量和血液中的铅量减少。患铅中毒的人往往是贫血或羸弱，须吃滋补的食品，如牛奶等及有丰富维生素的食品。俟全身恢复健康后，再采取铅排泄疗法或驱铅疗法。铅排泄疗法即停止注射或服用钙（针钙）剂，而改吃酸性食物及碘剂，并内服缓泄剂，以使与组织结合的铅游离而排泄出。驱铅疗法则必须在详细检查全身后，住医院施行。苏德隆教授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在四个月内开林油漆公司在经济条件与技术条件许可之下，对铅中毒的防治措施已做到的有这么几点：厂中已装置一套将次氧化铅粉运至制红丹半制品燃烧机内的封闭式运送器；工人们的工作服手套和皮靴均已制就，工作服每人每年两套，皮靴每人每年一双，手套每人每月一双，均在工场工作时间内使用。此外，根据苏教授的建议，工厂给工人们每人每天吃乳酸钙六片和豆浆半磅，白糖每月每人一斤，使与铅制品相关的工人藉以和缓铅毒。厂方还打算投资改良洗澡设备，另建洗澡间，改用淋浴并添设更衣室。因开林油漆厂规模不大，职工人数不多，设立卫生室不经济，已约上海市立第四人民医院做为特约医院，着重注意铅中毒职业病。为加强卫生教育，厂方与工友们订立了卫生公约，大家一致遵守，进而逐渐养成卫生预防习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设计技术上的困难，资金又非常有限，厂方在改善机器设备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几点短时内尚无法做到，打算未来添制一套能将半制品封闭式运至磨粉机的冷却和运粉设备，此外打算将焙烧炉上装置吸尘设备，并将磨粉机独立装置于一间室内且改用自动包装。但正由于最为重要的通风排气装置、真空输送装置、自动搅拌机等设备并未到位，控制开林厂空气含铅尘量的问题并未治本，而且苏教授关于气盔的建议，亦因工友们感到气盔中的压缩空气气味不好，厂方并未采用，而是改用了防毒面具。此种面具仅适宜于制次氧化铅粉，红丹半制品，粉碎，包装等工序用，而且效果大打折扣。此外，防毒面具并不适宜于扒丹用，因焙烧炉内温度高，热气上升时会在防毒面具视窗玻璃上形成云翳状，阻隔视线以致看不清炉内红粉，当时尚未研究出改进办法。工业铅中毒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并不能一蹴而就轻易解决。尽管当时厂方已做出了诸多努力，然而这些变通和改善机器设备方面的不及时却留下了后遗症——1954年测定铅丹厂车间空气中铅尘浓度尽高达40.74mg/m3, 全部工人患铅中毒——远远超过了1956年我国试行的0.01mg/m3车间空气中铅的最高容许浓度！梦想成真
苏德隆教授70多年前在开林油漆厂调查报告的结语中所写道 “开林油漆厂工人铅中毒事，因为党——共产党和政府对工人健康的关心，和工人的合作，在短期间定能得到适当的改善，这种初步铅中毒现象当可消除。但上海用铅为原料的工业，厂家甚多，工人铅中毒的现象当亦不少；开林厂将成为上海工厂安全卫生工作的嚆矢，有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及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我们对于全上海的工厂安全卫生的改善，亦抱有极大的信心。”
1953年全国各地卫生防疫站相继建立，1956年中央提出了在七年内消灭工业铅中毒——在2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所制定的卫生事业十二年规划中指出：“从1956年起，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除……几种危害人民的疾病；……在工矿中要以防治职业病为主，消灭苯中毒，矽肺和铅中毒……。”随着1956年我国试行了车间空气中铅的最高容许浓度0.01mg/m3以后，对于控制空气中铅浓度起了很大作用。同年卫生部公布了职业中毒和职业病报告试行办法，对接触铅工人进行了每年一次的体格检查。对铅中毒逐步做到了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因而使其患病率逐年降低。
要消灭工业铅中毒，就必须先了解铅的有关工业，铅的毒性和对人体产生的危害以及如何去调查铅中毒等问题，然后才能针对病因进行一系列的预防措施。为促进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参加过新中国首起工业铅中毒调查的王簃兰依照苏德隆教授所著《工业铅中毒》，于1956年编著了《工业铅中毒》一书，将历年总结的经验汇集成册，并于1957年由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作为工业卫生保健人员，劳保安全技术人员及从事相关职业的工人学习的资料。新中国的职业健康研究已走过了70余年，随着2015年元旦“史上最严环保法”的出台，在环境标准、惩罚方式和执法力度等方面有较大突破，各行各业以及普通民众都对职业健康日益重视，这也是公共卫生专家的不懈努力的成果。每当王簃兰回想起毕业择业时苏德隆教授向她们4位同学所描绘的公共卫生的美好前景，不禁感叹，自己选择公共卫生生涯不仅从未后悔，而且受惠终身，她从内心感谢苏教授为他们安排的这条康庄大道。王簃兰正是从73年前的这次工业铅中毒调查，开始不懈研究铅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其预防，她对推进我国铅中毒诊断与治疗、推动环境监测和健康监护以及有效防护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我国铅中毒研究接近国际研究水平。她也成为了我国著名的职业卫生学家和工业毒理学家。至于开林造漆厂，经过改革开放的搏击洗礼，如今已变身为上海涂料公司，成为“开中国之先，立世界之林”的世界五十强涂料企业之一。让我们一起探寻历史，追寻先贤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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