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邵敬敏先生在2019年9月9日整理，今年刊发于《语言学论丛》第六十一辑，作为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章之一。朱先生在谈话中讲到了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汉语语法的具体问题，同时也对学风和治学态度的问题发表了见解，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我于1961—196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语言专业，有幸聆听过朱德熙先生开设的三门课程，前两门是《现代汉语二（语法部分）》和《语法分析》；第三门是1964 年秋，刚刚开了个头就去湖北江陵搞四清，叫什么记不清了，朱先生的课深深吸引了我，我暗暗下了决心打算一毕业就报考他的研究生，但因形势变化，未能如愿。1981年我在杭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导师王维贤先生）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1984年年初，朱德熙先生作为教育部中文自学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应徐中玉主任之邀亲临华东师范大学指导工作，住在师大一村的专家招待所。我单独或携好友陆丙甫两次专程去看望朱先生，他推心置腹的谈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帮助启发极大。当时没有录音笔之类的机器，我是当场速记，回家后立即追记补充的。当时年轻记性比较好，应该说大体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全文毕竟未经朱先生审阅，如有不妥之处自然是我的责任。一晃30多年过去了，朱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闪烁着智慧和灵气的讲话，依然在耳边回荡。谨以此纪念恩师朱德熙先生的百年诞辰（1920年出生）。
1984年1月10日中午
华东师范大学专家招待所203室
邵敬敏专程看望朱德熙先生
要扎扎实实搞一些课题，例如方言语法研究，从中可以发现不少现代汉语的语法问题。有人认为汉语方言语法没有什么搞头，这是很大的误解。讲普通话的有多少？大部分讲方言。方言语法中有许多有趣的东西要好好挖掘。要注意口语。“被”字句实际上是书面的，北京人口头上不大用“被”。到书面上去找材料，有许多话都可以说，像鲁迅著作中不少话可以说，而生活中并不说。（我说到宁波话“蜡蜡黄、蜡蜡蜡蜡黄”）重叠问题，是音位形态学问题，很有意思，方言中很多，要分清重叠与重复，重复，语言中很多，例如“好好好好。”这可以研究。马希文讲“V+在NP”，“在”在北京口语中有两个读音，一读“dou”，实际上是“到”，一表静态，一表动态。很有道理。吴方言中“阿去？阿好？”，其中“阿”即“可”，是表疑问的副词。《东方少年》等杂志拿了些小孩子写的东西让我看看，我很愿意，他们有的写得还真不错，朴素自然。现在的文风太坏，我最不愿意听中央电视台介绍风景时的解说词，让人听了肉麻。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介绍呢？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太大，没法子说。（我说：你应该大声疾呼。）疾呼有什么用？没人听，而且这是个社会问题。标点符号问题，要着重研究“逗号、顿号、句号”，我与吕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中说，“介词结构后面不能用‘，’”但现在逗号用得很普遍，主语后面也可以用。说明汉语中，主谓之间关系松散，英语中绝对不行。“把……”后面也可以用“，”，这要看句子长短而定，“把他打伤了”中间就不能用逗号。“××说：……”以及“××认为：……”，后面的东西，不能认为是宾语，否则一大段话，甚至于一本书都可以是一个宾语。那是两个平面的问题。我们与计算机系有些联系，上学期开了门计算语言学，请马希文同志讲课。我觉得我们的研究一定得跟数理语言学发生联系，人工智能对语法研究很有帮助。我们有很多框框，人工智能是个很新的东西，它没有顾虑，相比之下，我们的思路不够开拓。我每次都去听，觉得很有前途。不光汉语，对外语也很有刺激。中文系的学生要打出去，听听外系的课，不然就不行。科学的发展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边缘科学的发展对本学科研究有相当的刺激。从主体来讲，既要研究句法，也要研究语义。当然形式和意义必须结合。如果我专门研究形式，或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撇开意义，光研究形式，从某个角度讲，可以，这样做有没有意义？有的。例如“吗”是定位的，“人”是不定位的，这也十分重要。但你不能老研究形式而不研究意义。就是研究意义，也得形式化，如人工智能。怎么研究？意义像水中的鱼，你一抓就滑，就得讲形式。这不是我发明的。机器不懂语言，非得形式化。各人有各人的巧妙，把二者结合起来，二者不能分开来讲，好比一张纸，正反两个面，一是意义，一是形式，永远分不开。两头照顾得好，很难。方言语法非常值得研究，无论普通话多么重要，方言本身就值得研究。另一方面，研究方言对研究普通话有极大的帮助。例如三个“的”，在方言中就有反映。研究历史也要研究方言，如“何要走？”就是“可要走？”总之，方言语法研究十分要紧。多读点书，可以了解国外新动向，澳大利亚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很有意思，美国根据这一理论搞人工智能，收获很大。现代汉语中可以研究的课题多极了，例如动词的“向”，不要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搞了，八大词类六大成分是个框框，害死人！要读点英文原版书，尽可能多读一点，细水长流，不读不行；读太多当然也不可能。不能因为英文基础不大好，就不读，要硬着头皮去读。目前语言学界的学风并不好，一是研究不扎实，出了那么多书，没有太多新见解；二是庸俗作风，相互吹捧，有了点地位就批评不得。梅祖麟说：你当了终身教授了，我就对你要求严格，有了问题就要给你不客气地指出来。你想搞方法论，写个把篇文章，当然可以，但不要去大搞，那样没必要；你光看国内，立足点就不会高。你的几篇文章我都看了，好的，那篇文章（指《关于“在黑板上写字”句式的分化和变换的若干问题》）指出的问题确实是那么回事儿，我那篇文章回避了一些问题，因为那里面比较复杂。他们（指《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拿来征求我的意见。何必呢，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么！我的那篇“自指与转指”，很有点意思，里面涉及到方法论问题，你可以找来看看。对“自指与转指”，最有意思的是两点：一是这两个概念本身；二是“提取”，解决了“所”“者”的分布问题。我给研究生讲“语法分析”，边讲边写，准备搞大一点，也可以说，做点理论探讨，但也是就具体问题来讲的。另外再写了本小册子《语法答问》，大约五万字，通俗性的，也有点儿意思，因为谈了点大家有争论的问题，大家关心的问题。还想搞个大东西，与陆俭明合作搞“现代汉语词类”，对全部实词，一个一个地归类，看看哪些不能解决，再想办法解决它。我决定把状态词分出来，区别词单列开来。检验一下我那个词类分法行不行。再另外，就是把《语法讲义》补充修改一下，语法方面的打算这也就差不多了。另外再搞点古文字的东西，再培养一些年轻人。我们现在也搞了个讨论会，陆俭明、马希文（和他的一个研究生）、叶蜚声等，几乎每周一次，最近三周开了三次（现在我来开会，加上寒假，就停了），每人谈谈，虚实结合。马希文搞人工智能的，对人工智能要充分重视，这个课题必将刺激语法研究，不仅汉语，还包括外语。对此，大家现在重视还不够。语言，无非是一理解，二生成。范继淹他们搞人机对话不过是种形式，实际上仍然涉及人工智能问题。杭大王维贤先生不错，他几次邀请我去杭州，我也很想去，1959年去过，热死了。以后有机会，先去苏州玩几天，再乘船去杭州。现在你生活安定了，要踏踏实实搞些课题。有些人忙着写文章发表，讲穿了，是为了捞稿费。总要写出的文章，自己比较满意，有一些新意，这才可以。我一直在思索，在考虑问题。现在年纪大了，脑子不像以前灵活好使了，但仍要考虑，这对身体也有好处。不动脑筋就要生锈了。要讨论问题，总要大家想到一起去，有共同语言才行。当然看问题不一定一样，一样也没办法讨论；但想得根本不同，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我告诉年轻人，要扎扎实实搞些具体问题。副词的问题很复杂，分了类还要找出里面共同的语法意义，否则分了类有什么用？副词的语义问题也可以研究。
1984年1月12日晚上
华东师范大学招待所203室
邵敬敏与陆丙甫专程拜访朱德熙先生
（我提出，希望朱先生能够给我的《汉语语法学史稿》写个序言）我一般不给别人写序，只给两种人写：一是外国人，例如桥本万太郎那本书（指《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翻译）；二是死人（指给《中国语法丛书》写过序）。你何必要名人写序呢？主要靠自己的书。我当然可以给你写，但生怕开了先例，以后麻烦的事太多。不过，你那本书的清样出来了，可以寄给我看看，如果有什么话要说，也可以写一些。你是我学生，或许可以破例。（按：我那本书的清样出来时，朱先生已经去了美国，所以没能够请他写，后来由胡裕树先生写的序。）关于语法分析，谈语言单位，有几条标准：1.自由与黏着；2.定位与不定位，赵元任称之为前粘、后粘，跟我的意思一样，说法不同。不过，我认为我的说法更清楚一些。3.活性与惰性，有的称为结合度大（赵元任），我称为活性与惰性，（后者）像惰性元素一样，很难与别的语素结合，有的甚至只能与一个结合，像菠菜的“菠”，称为“剩余语素”。“子、儿、头”与“了、着”等不同，一个是构词成分，一个是构形成分。我的三个“的”，“的3”是虚词，与之结合的都是词，而“的1、的2”则是词尾，我认为，结合以后才是词，与“的3”性质不同。在《说“的”》一文中没谈这个问题，《语法讲义》中谈了。你说的那个“头”就是这个问题。一个是词尾（指“木头”“浇头”的“头”），一个是虚词（指“看头”“玩头”“讲伊头”里的“头”）。至于“程度副词+形容词+的”为什么说是一个状态形容词，我是一个直感，认为它是一个词，即后面的“的”是个词尾。语法分析要讲语言单位、音位形态学、句法结构、深层与隐性语法关系等几个问题。这个课我只讲过一次，而且只讲了前一半。关于“深层”问题，我跟Chomsky不同。他是从深层直接到表层，我认为“深层”也是有层次的，即先切出语素，这是第一深层，语素到词是第二深层。对第二深层来讲，第一深层就是它的表层。隐性语法关系还不是最深层，最深层应该是人工智能的语义分析。例如“买”“卖”涉及到买方、卖方、货物、钱。否则与“借”“送”怎么区别呢？有许多内在的信息存在，机器要解释语言，不能只给它：动词带一个宾语，或一个什么样的宾语，那样， 机器仍然不能理解。我一周去听马希文讲计算语言学一次，一次讨论会，再一次听研究生报告，一周三个下午就完了。我每天两三点钟就醒了，躺在床上就想问题，一想好几个小时。这习惯不好，是失眠，但也改不了，多年来就是这样。中午稍微睡半个小时以后再活动活动。我的想法是“求真”。搞语法研究，无非是两条，当然我也是为人民服务，也有爱国心，但基本上是两条：一是习惯，好像一个木匠，天天做家具，看见木头，手就痒痒。二是求真，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现在希望在青年人身上，看到青年人写了好文章，我心里感到高兴，相信他们可以超过现在的一批中年人。我有一条，即讲错了，我愿意改正。坚持真理么！有人批评我，那没有什么。你不是也写过一篇文章吗？（指跟朱先生《“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讨论的文章）1977年北大没招汉语专业的学生是个失误。招博士生，没好的，怎么招？好的招来了，让他去读书就行了，他自己会搞。当然也要跟他谈谈，指方向，但不能把着手教，那样的话，肯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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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语言学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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