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
1952年，耀邦同志入京，来到青年的组织——团中央。这一年，他37岁，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好年华。
初来乍到，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大动作，只是立下了一条规矩：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叫同志。
后来，大家都叫他：耀邦同志。这个称呼，既没有尊卑有序的上下级关系，更多的是为人亲切，好说话，易打交道。
顾名思义，团组织就是一个同青年人打交道的地方。团干部就是一个需要时刻为青年答疑解惑的角色。因此，他就经常跟身边的人说：
“你们要时时处处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从各方面帮助他们成长，成为他们的知音。”
他还说，帮助青年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个方法，那就是“引导”，“引导”比“教育”更准确，意义更宽。
因此，他有许多与青年人交谈的故事。
有一次，耀邦同志受邀与北京一些高校的部分学生座谈，话题很多，但大多都是青年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在此期间，有一名大学生突然问他：
“到底该怎样谈恋爱？”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真心实意地追，追，追到底。”
这话说得多实在。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记住：
1978年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正是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项走向文明的壮举，这是人性回归善良的开端，这是开启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的日子。
戴煌：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
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
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了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这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
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
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
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
作为一位中国历史上不可绕开的人物，本书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断面，生动再现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由于种种原因，本书多渠道停售，而我们深知本书价值，多方争取，复活少量库存，售罄即止。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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