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陆家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已经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对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判断，也是最近一次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形成的重要共识。

李强书记参加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非常关心和重视，明确要求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进一步努力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参与全球合作竞争，把长三角建设成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成为在全球有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亚太门户。

笔者认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竞争与合作这对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因为无论竞争还是合作，都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一个地区更好发展的手段，会随着所处发展环境和阶段不同而发生变化。正所谓，形势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

在此，笔者想先抛出三个观点：

1、我们讲长三角一体化，先要搞清楚长三角各省市、各城市之间最核心的关系是什么，既不是竞争，也不是合作，而是发展。哪个有利于自身发展，大家就会用哪个。

2、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形势下，选择竞争或合作，对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同的。正如：

改革开放上半场，长三角各城市是在同一平面上争夺资源和市场，竞争成为主流趋势。

改革开放下半场，长三角各城市是在同一战壕里应对国内外竞争，合作成为必然选择。

3、既然大家现在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面对的是国内外其他城市群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最主要的矛头在哪里，就需要大家在哪里聚焦发力，提升城市群整体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上半场，长三角各城市是在同一平面上争夺资源和市场，竞争成为主流趋势。

在这里，笔者还是想啰嗦几句，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历史（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可以跳过）。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1982年的合作机制后来推不下去，1992年的合作机制可以很好地被各方接受，不断开枝散叶、枝繁叶茂。现在又是什么导致了1992年的合作机制也满足不了需要，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新的长三角合作机制。

归根结底，是国内外经济、贸易、科技等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倒逼长三角协同机制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1982年的合作机制，从根本上说，是计划经济模式的延续。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通过行政计划式的资源调配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各方需求。

正如笔者在《漫谈上海与长三角的关系演进》一文中指出的，随着浙江、苏南的民营经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与上海当时相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江浙与上海的关系逐渐从高攀不上，转向分庭抗礼，甚至看低上海的僵化体制。

1978-1991年间，上海GDP年均增长7.4%，明显低于全国9.0%的平均水平，江浙两省平均增速分别为10.8%和12.1%（民营经济更发达的浙江表现更好）。1992年的合作机制，更加符合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中前期，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区面临的是汹涌而来的国际产业大转移以及全球贸易一体化（2000年我国加入WTO），供给和需求两端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和市场。

依托长三角得天独厚的区位、市场、人才等优势，各省市、各城市就如同发育期的青少年，需要做的就是“茁壮成长”。因此，适度合作基础上的充分竞争，成为长三角各城市发展的首选策略。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这个阶段，由于三省一市在发展路径、主导产业、招商资源、目标市场等领域高度相似，大家都在争夺相似甚至相同的资源、项目以及市场。

尽管因资源禀赋、区位交通、政策条件等不同，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发展水平形成了一定落差，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方面也形成了坡度，但没有形成明显的梯度。

大家长期处在同一平面上竞争，更多时候呈现为“你多了我就少了，而不是你好了我就会更好”的竞争状态。因此大家都在专注于营造自己的小环境，以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对营造和完善区域大环境缺少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下半场，长三角各城市在同一战壕里应对国内外竞争，合作成为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进入下半程，国内外环境和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势头衰减，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回归战略，特朗普减税政策对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影响正在发酵；新兴经济凭借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等优势，正在复制我国以往发展的成功经验；加上长三角地区商务成本持续攀升，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其次，城市群已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竞争的主战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出，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近年来，国家层面大力推进城市群发展战略，已正式获批的城市群数量已达到7个，未来城市群的竞争将替代城市之间的竞争，成为区域乃至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平台。

上述环境的变化，将对长三角区域的竞合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很多问题靠内部竞争已经无法解决，与竞争相比，合作将带来更大的收益。

单个城市的发展很难脱离整个区域大环境的制约，目前已不是三省一市间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的博弈与竞争的阶段，只有当长三角城市群营造更好的整体发展环境、携手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时，市场的资源、国家的资源、全世界的资源才会大量向这里集聚，每个城市都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当大家认识到，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要与纽约、东京等世界级城市群比拼时，区域内部的竞争自然就降为次要矛盾，通过紧密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上升为核心任务。

长三角地区卫星夜视图

长三角是我国城市群中最具代表性、也是被寄予厚望的一个，这里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T字型交汇点，也是我国经济规模最大、市场活跃度最高、创新资源最集聚、重大改革创新政策最聚焦的地区之一。

新时期，长三角担负着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任，未来也将进一步向世界级城市群看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以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为引领，以共建全球科技创新集群为支撑，联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上海要发挥科创中心作用，引领构建新型竞合关系。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深化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涉及战略规划对接、创新网络建设、交通互联互通、市场统一开放、生态环境共治等多个方面。其中，创新协同在新一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被摆在了突出位置。

2017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提出，以创新为引领，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共建内聚外合的创新网络，率先构建我国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

科技创新能力在国家和城市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以往人们关注和谈论的焦点是纽约、伦敦、东京等经济巨无霸城市，现在人们更多地研究和讨论硅谷、特拉维夫等创新活跃的地区，即便是纽约、伦敦，人们的关注点也在从金融转向科技创新。

最近网络上关于上海和深圳、上海和杭州比较的舆论盛起，为什么大家对上海提出质疑，其关键就是上海在科技创新引领、科技企业发展、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没有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长三角一体化，不是要一样化，强调合作也并非不要竞争，而是要避免长期处在同一平面上竞争。创新是打破当前同质竞争局面最有效的措施，长三角要在科技创新上形成梯度。

上海要率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长三角龙头城市，说上海的高度决定了长三角的高度并不为过。

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高632米

当然，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除了中央大力支持，也需要进一步整合长三角创新资源和区域市场，依托长三角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人才等资源，以及高效的成果转化、应用等渠道，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创新团队，打造全球创新网络核心节点。

杭州、南京、合肥、苏州、宁波等城市要积极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这些城市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和雄厚的产业基础，部分城市在某些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做到了全国领先。其他城市则是要重点承接上述城市的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链配套。

最后，提一点建议，打造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既可以是战略设计、也可以是具体事项、还可以落在具体的空间上。雄安新区战略规划公布后，各方热血沸腾，都在对标。

近期深圳和香港提出，共同推动落马洲河套地区建设（落马洲河套区是香港邻近深圳市边界的一个区域，位于皇岗与落马洲两个口岸之间），打造深港城市新地标的集聚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新平台。

应该说，长三角也有条件来打造一个“类雄安新区”。首先，长三角版“雄安新区”更接近于深港落马洲河套地区，需在两省一市交界处，要利益均沾，环境基础也要适合科技创新、高科技企业等发展，目前看环淀山湖地区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区域之一。

其次，前期要充分发挥政府规划和政策引领作用，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通过布局高校、科研院所、大科学设施等创新资源，引导企业、社会资本、创新人才等资源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