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一市座谈会之后，长三角一体化将呈现“五化”趋势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积极探索、主动作为，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从经济合作深化为全方位合作；二是从省市合作深化为地方合作；三是从单向合作深化为多向合作；四是从松散合作深化为紧密合作。

5月26日，2021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江苏无锡举行，会议全面分析了新阶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夯实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础、增强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动能等方面形成了广泛共识。笔者认为，进入“十四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将呈现“五化”趋势。

长三角是我国交通最为发达的地区，拥有最为多样的交通方式、最为繁忙的交通网络、最为开放的交通枢纽。接下来，长三角将加快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一是基础设施将更加完善。长三角目前高速铁路总里程突破6000公里，覆盖90%以上的地级市，“十四五”期末，苏浙皖80%以上的县区将覆盖高速铁路，100%的县区将覆盖高速公路，浦东等枢纽机场、硕放等区域性机场将进行改扩建，嘉兴等军民两用机场以及一大批通用机场也将加快建设，三省一市的内外通达性将进一步提升。

二是出行方式将更加多样。“轨道上的长三角”内涵更加丰富，除了跨区域长距离出行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也将进入密集建设期，比如上海提出到2025年市区线和市域（郊）铁路运营总里程达960公里，占到2035规划目标的96%，“四网融合”的格局将加快构建。特别是多地提出将轨道交通引入机场，有利于更好满足长三角巨大客流的分层出行需求，促进长三角机场群的高效协同发展。

三是物流运输将更加高效。长三角拥有航空、铁路、公路、水运、海运等不同的运输方式，但是目前更多的只是多种形式的运输，还远未达到“多式联运”的水平。接下来，将通过龙头企业引领合作和信息化平台，进一步提升系统化、集成化水平，类似太仓港与上海港之间的“沪太通”模式，以及浙江的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联动模式将更加普及和深化。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具备一体化发展的天然条件。

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梯次形成若干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有序、产业分工协调、交通往来顺畅、公共服务均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

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存在一个大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以及五个都市圈——南京、杭州、合肥、宁波、苏锡常等都市圈。近期，《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获批，其他都市圈发展规划也正在编制中。可以预见，在交通立体化的基础上，都市圈内部的同城化将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升级版，“双城记”将成为常态。

一是要素流动将更加通畅。通过“一网通办”，实现都市圈内部高频事项“同事同标”、高效跨区域办好“一件事”，将进一步打破都市圈内部的要素流动壁垒，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无感服务将更加全面。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民生的跨区域互联互通，打造无感服务环境，将进一步促进人口特别是人才的自由流动。比如上海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已实现长三角全部41个城市和8200余家医疗机构“两个全覆盖”，近期又率先在一体化示范区试点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购房贷款业务；南京都市圈提出试行第二居所和职住交换计划，推动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都将有利于都市圈内部的人口合理布局。

三是功能网络将更加成熟。经过多年的发展，在都市圈内部，传统的产业梯度差将演化为功能梯度差，中心城市不再是“包打天下”或者“样样精通”，外围城市也不再是“等靠要”甚至“欲与天公试比高”，而是共同形成功能分工网络。比如2月份发布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就明确了“一核两带”之间的功能分工，特别是“两带”也都承载着部分核心功能，大家共同构成功能网络，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

长三角要打造“一极三区一高地”，关键在于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以前这种产业体系更多地表现为横向的小范围集中，也就是“产业集群”，以至于很长一段时期，长三角“产业同构”都是各界最为关注的话题；经过多年的发展，今天这种产业体系更多地表现为纵向的跨区域生态，也就是“产业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产业集群”出现了3次，而“产业链”则出现了12次，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趋势。

因此，尽管从大的产业门类看，以前长三角似乎到处都是钢铁、石化、汽车、装备，现在长三角似乎也有很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但是产业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省一市的“十四五”规划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要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也有很多共同的关注点。

一是更加关注供应链安全。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企业的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凸显。长三角各地一方面希望通过国际大循环稳定国际供应链，比如多地提出希望通过进博会，丰富国际供应链来源；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国内大循环就近寻找替代链，比如苏州就提出，要积极布局极端情况下，最高效率在国际实现多边多元替代配置、最大限度在苏州及省内和长三角替代配置。

二是更加关注多链融合。围绕产业链，长三角各地都注重同步配置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等，更好支撑产业链的打造，促进产业的融合发展。

三是更加关注“链长”和“链主”。2019年，浙江在全国首创“链长制”，目前已经推广到包括长三角在内的全国多地。“链长”是打造产业链的责任主体，其最为关注的，是加快培育和引进“链主”企业，通过“链主”实现产业链一通到底、强而有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数字中国”战略，数字长三角也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建设重点。上海提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江苏提出建设数字经济强省，浙江提出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安徽的“工业数字化”指数全国第一。

数字不仅是一种要素，更是一种方式、一种路径，要让数字化成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是新基建将加快建设。三省一市都提出要加快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基础设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建设高速泛在信息网络，这将成为长三角内部链接和外部联系的无形通道。

比如近期虹桥商务区正式发布了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实现数据从“家门口”直达国际互联网出入口，接入企业面向全球的国际访问时延预计可以下降18%左右，多数方向的国际访问丢包率预计可以降至1%以下；再比如上海青浦拟联合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共同打造“长三角数字干线”，力争成为数字长三角的现实样板。

二是新场景将加快应用。长三角的区域面积大体相当于德国，内部的经济社会形态丰富，具有多样化的应用场景。无论是生产生活还是社会治理，都将推出更多的数字化应用。特别是长三角作为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无论是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还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都将有力助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是新市场将加快培育。数据作为重要的资源要素，目前市场正在萌芽阶段。长三角拥有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海量的优质数据资源、坚实的产业科技基础、强烈的市场应用需求，有望形成若干综合性和一批专业化的数据交易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尽管广大西部地区生态资源丰富，内蒙古等地也开展了生态价值化核算，但是其本身应用场景不多，生态价值需要通过全国性的市场来实现。相比较而言，长三角具备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的良好条件。

一是生态价值的评价将加快实施。一直以来，“绿水青山”到底相当于多少“金山银山”，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标准。浙江丽水也已经开展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试点，浙江安吉则成立了“两山银行”，探索将生态资源价值化、资本化。长三角山、水、林、田、湖、海要素齐全，未来将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生态价值评价，为全国探索实践经验。

二是生态要素的市场将加快形成。比如长三角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拥有碳排放权交易的巨大需求，并能够探索碳汇权益交易试点；同时在用能权、排污权、水权交易，以及生态补偿等方面也拥有现实的需求，特别是长三角绿色金融发达，能够为生态要素市场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是生态新经济将加快集聚。北海道、博兹曼、长岛的经验表明，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华为研发中心落户淀山湖地区，为长三角发展“美丽经济”提供了新的注解。接下来，长三角也将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加快引进和培育新经济，比如嘉兴市提出要结合G60科创走廊建设，打造“科创湖区”；平湖市则结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提出打造5A级景区级国际商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