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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1998、2008的历史性“闯关”,看当下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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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温和的强硬派


自2020年初疫情至今,许多人初次见识到“寒流”威力,就以为漫漫寒冬即将来临。站在今日回瞰历史长河,1988年内生通货膨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与百年不遇洪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当时都被视为中国难以迈过的艰难时刻,但结果均是我们重回发展正轨并走出伟大成就。穿越“恐慌迷雾”再看今朝,我们究竟难不难?这次会是新中国历史中最难的一次么?


全文6750字,阅读约17分钟


环境会改变你的认知。


最近,读到这样一个故事。西北大学教授诺格伦带领他的学生做过一个简单的“寒冷实验”。


实验的内容很简单,教授把学生分成两组,分别起名为“寒冷组”和“温暖组”。让这两组学生分别想象一下,当他们在一个零下十度的屋子里待上一小时是什么感受?


注意,他们不需要真的去“那个屋子”,只需要“想象”,并对这种想象进行打分。


但在实验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寒冷组”的学生要把自己的胳膊放在冰水里待10分钟,充分感受一下寒冷的滋味;而“温暖组”则相反,被要求把胳膊放在温水中10分钟。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实验开始。


不少人已经猜到了结果。“寒冷组”的学生对于寒冷程度想象的评分更高,因为他们刚刚经历过彻骨的冷;而“温暖组”的评分相对就更温和一些,在温暖的环境中他们淡忘了自己对于寒冷的记忆。


实验的结论非常简单,即人类对于周遭事物的评价从来不是客观的,主观的评价极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故事对应的文献出处无从考证。但是,这实验不就是此刻我们的真实写照么?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让我们已经淡忘了“寒冷”的感觉。当疫情来临时,我们措手不及;当疫情管控持续升级时,我们不愿意接受,还在对过去恋恋不舍。


从2020年初到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第一次见识了“寒流”的威力,就以为漫漫寒冬即将来临,我们又在拼命夸大自己对于“寒冷”的感知程度。


回到“寒冷实验”的视角,只有剔除温水或是冰水对我们感受的影响,进入到真实的中国历史中来,才能准确评估我们的当下,从而为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我们现在难不难?经济的压力大不大?这次会是中国四十年历史中最难的一次么?


你知道接近20%的通货膨胀意味着什么?1988年)


4月份中国通货膨胀(CPI)同比增长2.1%,继续维持温和通胀的格局。


无论是80、90还是00后,通货膨胀在我们眼中似乎就是一个“温柔的小绵羊”。别说最近十年了,中国最近二十年的通货膨胀大部分时候都在3-5%的区间内温和波动。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0%以上,就可以被定义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战后的德国,滥发纸币的非洲国家,背着麻袋去买面包,仿佛只是我们的笑谈。


盛世之下,一片祥和,但通货膨胀危机就真的没有来过我们的世界么?


就在1988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曾经逼近过20%。


改革开放前期,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新兴事物,国家层面的统购统销还是经济的主导,上个世纪80年代,国营商店遍布我们的身边。


计划经济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商品短缺,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记忆。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把体制定价转化为市场自发地形成价格,是摆在经济转型面前的艰难问题。“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这句话说来容易,被行政力量所压制的价格,一旦被放开,由此带来的价格冲击和经济波动,谁也无法想象。


考虑到彼时柔弱的中国经济,经济下滑的责任更是没人可以承担。


后来苏联解体后各成员国以及东欧国家所奉行的“休克疗法”,带来了GDP的大幅下滑,居民生活水平急遽下降,转型之难可见一斑。


1988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等四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5月以后,彩色电视机的价格实行浮动。7月国务院决定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并在7月28日全国统一执行。


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对于购买力下降的担心持续发酵,通货膨胀的预期在价格闯关的背景下进一步增长,各大城市均发生了严重抢购现象。


时值盛夏,杭州市市民抢购毛衣毛裤;广州市有人一口气抢购了10箱洗衣粉;武汉市有人独出心裁抢购了200公斤食盐。



在疯狂的抢购风潮中,商品价格不断攀升。时任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说,“1斤装茅台酒从每瓶20块蹿到300多块,汾酒从8块涨至40块,古井贡酒从12块涨至70块,中华烟从每包1.8元涨至十来元。” 


在价格管制放开后,1988年CPI物价指数一下暴涨至18.8%,创下了当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疯狂抢购背后是民众对于购买力的担忧,金融连带遭受打击,各地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银行体系的存款比预计减少了400亿元人民币。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投放基础货币来给商业银行纾困,使得通货膨胀进一步发酵。狭义的货币供应M0同比增速从1987年的19.4%上涨至1988年的46.7%。


1989年中央召开会议整顿经济秩序,采取减少社会总需求、控制贷款规模等强硬政策,高达18%的通货膨胀在蔓延了两年后才在1990年得到初步控制。


但随之出现了大量建设项目集中下马的现象,“半拉子工程”一词随之产生,“破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高频率出现在媒体上。1989年前后全国仅民营企业就破产关闭了13万家,占原总数22万家的60%,剧烈的宏观调控带来的阵痛可见一斑。


1988年少壮的中国,这个跟头摔得不可谓不大,但你能想象在栽了跟头以后中国经济竟然又茁壮地成长了30多年么?站在1988年的视角,你会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前途?你会比现在更悲观么?


因为疫情严控,居家的我们为趸货而叫苦不迭,但你能想象1988-89的两年时间,中国老百姓都一直在疯抢式的囤货么?


悲观,不过是我们依托旧有经验,对于未来的一种预判,但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面对的都是未知。


悲观的人会说“这次不一样”,但没有哪次遇到问题时,会和过去一样!无论是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多个领域的碰撞,还是疫情带来的新挑战,亦或是地缘政治加剧的大国冲突,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所没有遇到过的。


同样的,1988年,摆在中国面前的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价格闯关该怎么做?如何搞钱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又该怎样纳入到世界大工厂里?


这些我们熟识的问题,对于当年的中国,也是一个个哥德巴赫猜想级别的难题。


现在的中国是强敌环伺,过去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呢?唯一的区别,不过是当年的我们更加弱小而已。


你的发展从来不取决于过去如何,只关乎于你在未来的努力拼搏,对个人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当我们回望过去,扔掉“康庄大道”一般的滤镜,你会发现,过去的路更是布满荆棘;而也正是如此,你会在历史中找到更多自信的理由和不得不坚强的道理。


因为,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干就完了!



经济软着陆+亚洲金融危机+大洪水,你慌了么?(1994-1998年)


2019年银保监会的64号文正式吹响了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号角。在一系列政策的催化下,恒大、阳光城、蓝光一系列房地产商陷入困顿,叠加疫情影响,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等诸多指标急速收缩。


有人说,这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声音。但,房地产泡沫和他的破裂,在中国历史上,眼下所经历的却不是头一遭。


1992年邓公南巡,“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的口号响遍全国。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住房制度改革步伐也进一步加快。海南建省和特区效应也因此得到全面释放,各路投机分子蜂拥而至,高峰时期,人口不过160万的海岛上竟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用潘石屹的话说,他坐船来到海南时还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夜之间,岛上已经涌进了15万人。


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只有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短短三年,增长超过4倍。


伴随着经济热情的高涨,需求高增、信贷激增,高企的不仅仅是房价,GDP和CPI也同飞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继1988年,我们的CPI在1994年达到了24.1%,刷新了历史新高。



经济过热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极大地扰乱了经济节奏,中央在1994年11月28日起连开了5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反对通胀》。拉开了3年经济软着陆的大幕,到了1997年GDP增速达到9.2%,而CPI降至2.8%,经济“软着陆”的目的基本实现。



紧缩政策给经济降了温,但也戳破了那个脆弱的泡沫。


以最狂热的海南市场为例,占全国0.6%总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共计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实体经济同样是哀鸿遍野,企业间的“三角债”越滚越大,金融机构的坏账也在激增。那时境外媒体唱空中国最大的理由就是银行坏账,及至1999年,四大国有银行剥离给AMC的坏账就达到了1.4万亿,可见一斑。


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1999年前商业银行不良率的数据,从Choice调了一下数据,即便是2002年以后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数据,依然触目惊心。



以巴塞尔协议的约束看,2000年前后的中国银行业,确实面临着不良资产大于资本金的局面。


就当我们的宏观调控刚刚步入正轨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又给我们的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


起先是东南亚国家因为国际资金流出而本币大幅贬值,而后延续到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风暴所到之处,股市和汇市双双暴跌,金融机构遭遇挤兑,经济大幅下滑。


1998年10月曾经代表官方信用的“窗口公司”广东国际信托公司,因无法支付巨额内外债务被实施行政性关闭。广国信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却高达361.45亿元,负债率为168%,严重的资不抵债。


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问中国时,就广国信破产案指出:这是中日之间严重的双边问题,影响深刻,要求中国妥善处理。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8年又爆发了一场包括长江、嫩江、松花江等江河流域地区的大洪水。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0亿元。



如果我们不带着“上帝视角”去回瞰1998年的中国,你是否会为我们的经济而忧心忡忡。


那时的我们,对经济发展还缺乏系统性理解;那时的我们,还在依赖于FDI的输血;那时的我们,正在经受20世纪最大的一场自然灾害。


20%的通货膨胀率、房地产泡沫带来的烂尾楼和金融坏账、接近倒闭的银行业、破产的广国信、肆虐南北的大洪水、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


不消说这些夸张的消息全部到齐,单就一个事件,就会让阳光下成长的我们两股战战了吧?乌云密布下,那时的你会不会比现在感到更加“寒冷”?


我们看到的光鲜亮丽,不过是一路血战走来的结果,从来没有什么轻而易举,不过是有许多人在负重前行。


相比于1988年单纯的内生通货膨胀,1994-1998年的中国经济则要复杂的多,内部的问题叠加外部冲击,经济数据背后藏不住的是国际形势的波谲诡异。


现在的我们可能确实很难,但当年的中国更难。


如果只是简单的“唯结果论”,我们可以用一句“我们赢了”来概括,但支持这轻描淡写四个字的,不是外部环境的是好与坏,而只有我们自身的坚毅和勇气。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正确的道路+持续的付出,大抵如此。




变与不变,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的未来?


有人讲“你说得不对,20年前的中国经济潜力很大,虽然我们摔过跤,但爬起来却很容易!”


这话不错,但却忽视了一点:当年的中国经济虽有潜力但也很脆弱,经不起任何的折腾。


当所有人都惊讶于中国过去的四十年发展时,有没有人想过,那些和我们面对着同样情况的国家和地区却为什么没有走出来?


有人说中国的发展仰赖于加入WTO后凸显的人口红利,但印度的人口红利不弱于我们,却为什么差了我们许多?


有人说中国的增长来源于体制改革的机遇,但为什么前华约各国在苏联解体后却纷纷陷入了经济困顿?


还有人说中国经济的稳定来源于和美国的良好关系,但1996年美国再次拉开对台军售(F16)、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南海领空的摩擦,哪一次的摩擦又比当下的危机小呢?



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面对那些因为疫情管控而滞留家中的朋友,我不想说下什么“世道安好”的片汤话,无力的抚慰没有任何价值。


但我想说,如果我们只是沉浸在当下的沮丧中不能自拔,那不免就陷入了负面事件的“信息茧房”,这不会对我们认知未来有任何积极的影响,只能让我们愈发自我封闭、自我强化各种消极的暗示。


走出“信息茧房”的唯一方法就是打开我们的视野,回到历史中去看一看每一次我们在遇到挫折时候的状态和选择,即便我们无法吸收到前行的力量,却也不会为当下而过于悲观。


因为,当下绝不是中国历史上最难的时刻。


1988、1998,当然还有逃不过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不断发酵,贝尔斯登、雷曼兄弟,这些在国际市场享誉盛名的顶流机构要么被低价收购、要么直接倒闭,日本、欧洲大量金融机构遭遇资产减记,全球股市泥沙俱下,进而带动全球经济陷入困顿中来。


2008年底中央发力,一系列组合拳接连打出,四万亿扭转了彼时的不利局面,我们的经济再度走上正轨。


对于四万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这背后所体现的,却是中央长期致力于经济发展、维护居民生活稳定的强大决心。只要这个决心没变,无论是2008年还是2022年,我们都能够安然度过。


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未来十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他却吐槽自己很少被问到:“未来十年,什么是不变的?


在这两个问题中,贝索斯认为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你需要将你的战略建立在不变的事物上。



这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更是我们去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能够保持活力的关键。


穿透那些纷繁复杂的信息,找到发展背后的本质,这些不变的事物才是弥足珍贵、不可替代的,才是中国继续发展的根本。


让我们尝试跳出温水亦或是冷水对于感官的影响,我想问那些悲观的朋友几个问题:


1.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


2.低碳经济是否会带来全方位的产业重塑,从而形成世界范围经济新的增长点?而我们是否有机会在产业根本性变革的时候攫取到更大的份额?


3.中美关系紧张,我们是否有能力依靠自己“制造大国”+“消费大国”的独特地位实现“双循环”?


4.非标转标的大趋势是否出现变化?居民资金从银行理财、信托、存款最终流向资本市场这个趋势是否还在延续?(或者说不得不延续)


第一个问题是全部问题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可以迈过1988、1998和2008年三道鬼门关的关键。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任何“自己人”的回答都会显得有些苍白。我们不妨听听达里奥是怎么看待的吧。


“正如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所理解的,这是一个循环”,达里奥说。“先富起来,然后以更平等的方式分配这些机会。新的政策有助于在其人口中更平等地重新分配财富和机会,使经济能够利用更广泛的人才库,因为你不知道顶尖人才会来自哪里。他们可能来自穷人、弱势群体,也可能来自衣着光鲜的人,因此你可以利用这些人才,让经济变得更好、更繁荣,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体系。”


此外,他还补充说,这个政策常常被国际投资者误解,是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会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



有时候真的是当局者迷。我们所认知的,还不如一个外人看得清楚。


疫情、地缘政治加剧了我们的恐慌,而恐慌又让我们本就不坚定的内心更加摇摆不定。


我们只需要知道,无论是“寒冷实验”中的温水、冰水,他们都不曾也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逻辑。


当你恐慌的时候,不要紧张,也不要急。让子弹飞一会儿,让时间开始慢下来,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理性思考过去、当下和未来。


当一切都静下来时,你就会发现,我们慌乱的内心就如同被狂风吹皱的一池清泉,涟漪渐渐散去,最终重回平静,而池底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像原来那样,一切都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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