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裁判文书

近日多次听闻裁判文书上网率大不如前，正好最高院今天发布的工作报告提供了2021年相关数据，笔者动手简单检索，得出结论如下：2021年上网裁判文书无论是占总文书比例还是绝对数量上均大幅下降。比例上，同比下降约3成，甚至不如2014年。数量上，同比下降800万，甚至不如2017年。

​统计方法略显粗糙，欢迎指出逻辑上的纰漏。

一、裁判文书上网数量骤减

笔者收集2013年裁判文书网建立以来，历年裁判文书网公布裁判文书数量以及最高院工作报告公布审结执行案件数量，并制作下表。

尽管测算方法不那么严谨，但我们依然可以得出大致结论。2021年裁判文书上网情况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一反往常逐年增加的趋势。从数量来看，2021年审结执行案件的数量是近9年最高的，达到3000万，较上一年增加近200万，但上网文书数量却较上一年度骤降800万，甚至还不如2017年上网数量多。从比例来看，2020年上网文书比例一度高达81.6%，自2017年以来也稳定在70%以上。而2021年50.2%的水平，仅与2014年的水平相当，要知道2014年是裁判文书网诞生的第二年。

二、个人信息保护不能成为骤减借口

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科学技术也不断进步，公示裁判文书却突然骤降，难道是《个保法》生效后加强了对当事人的保护吗？

我曾在《要求第三方匿名化裁判文书相关信息是否妥当》一文中详细阐述，只要做好了个人信息的去标识化或匿名化处理，司法公开和当事人个人信息保护是不冲突的。

最高院近日对《关于裁判文书公开对案外人影响问题的建议》的答复中亦表明：“2016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较好地体现了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思想与宗旨，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明确要求在公布裁判文书时隐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以及未成年人姓名，并且要求删除自然人的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等信息、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家事等纠纷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涉及技术侦查措施的信息以及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公开的其他信息，为人民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提供了制度依据。”可以看到制度层面最高院对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也是有所安排的。

此外，最高院副院长贺小荣法官亦撰文（《裁判文书公开：让公平正义成为信仰》）称：“公开裁判文书是一种勇气和态度，也是司法机关的一场自我革命。然而，近年来社会对司法冤案、法院错判高度关注，不仅法律适用的问题难以藏匿，文字上的疏忽都可能招致一片批评，因此，需挤占大量工作时间的裁判文书上网工作，被一些法官视为负担，部分法院出现了选择性公开裁判文书的现象。针对这种隐性的“回潮”，此次“文书上网规定”的修订，进一步强化了对“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坚持与落实。一方面，总体上扩大了文书上网的范围，详细列举了应当公开和不予公开的裁判文书类型，凡不予公开都要说明理由。另一方面，公开程度更深入，扩展至案件审判执行的每一个流程节点，每一个诉讼程序，形成一个完整的公开链条，便于社会监督。”

第六条 不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应当公布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及不公开理由，但公布上述信息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这消失的800万文书是否至少应该说明“不公开理由”，难道这800万文书都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吗？由于技术能力所限，本文尚未统计共有多少“已公开”的裁判文书中，仅载明“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根据和朋友交谈得知，这一情况的公示文书亦存在一定数量。

三、裁判文书应该公开

裁判文书公开的意义有很多：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明晰法律规则、促进社会信用等等。随手搜索最高院的公众号亦有很多阐明裁判文书公示制度的优势，于此不再展开，详见：《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一件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事情》《裁判文书公开成司法公正助推器》《人民日报：1亿篇裁判文书上网，用好司法公开这剂良方》《司法公开让阳光下的正义可触可感》《中国裁判文书网：法治中国的“亿”道亮丽风景》。

那些写出江歌案判决书的法官理应得到人们的敬仰，而写出不予被拐卖妇女离婚判决书的法官也理应遭到唾弃。

愿那些本该上网的裁判文书，早日与我们见面吧。

数据来源

1.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

2.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3.2013年至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http://gongbao.court.gov.cn/。

注：2017年仅公布2013至2017年五年审结执结案件总数，本表中2017年审结执行案件为五年总数减去前四年数据之和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