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德国2019年综述

姜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20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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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回顾2019

刚刚过去的一年，德国发生的事纷繁复杂，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趋势性的特征，诸如经济向好，政治分化，社会分裂，思想纷争，大致上可以用“分”来描绘2019年的德国。最大的议题当属默克尔总理本身，“默克尔没下台是个大问题，但好在默克尔没下台”，一位德国资深学者这样评价2019年德国局势，意思是说，“默克尔是德国所有问题的问题，但没有默克尔的领导，德国的问题会更大”。的确，2019年的德国政坛惊心动魄，尽管“倒默派”期盼默克尔早日交出权力，但也深深担忧默克尔一旦离开留下的权力真空会给德国带来巨大的政治震荡，对公开谈论“后默克尔时代”还是小心翼翼。

经济向好发展，出台《国家产业战略2030》却标志着德国自由市场经济学说发生“历史性转变”。

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

尽管低速增长，但德国在2019年依然保持了连续十年的不间断增长势头，加之12月份IFO商业景气指数上升到96.3，走出上半年一度出现的下滑趋势，为下半年最高水平，这增强了人们对德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失业率下降到4.9%，就业人口4540万，较上年度增长0.8%，创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最高水平。人均工资水平增长3.1%，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3.4%。看得出，经济的增长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了可观的就业和财富，但矛盾的是，似乎未能增进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团结。2019年德国经济领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联邦政府于年初推出了《国家产业战略2030》，旨在引入和加强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对一向信奉开放市场和自由竞争，把产业规划视为计划经济产物和威权政治特征的德国而言，出台国家产业政策无疑是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虽然受到德国经济界和奉行自由市场经济人士的强烈质疑和反对，但也看得出，面对世界经济日益“国家化”（诸如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的发展趋势，德国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经济信念和政策。

政治力量分化动荡，各党自顾不暇，执政乏力，默克尔总理艰苦支撑。

左：卡伦鲍尔右：默克尔

借用欧洲议会前议长、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舒尔茨的话，2019年是“糟糕的一年”。在联邦层面上，德国基督教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盟政府跌跌撞撞，多次近乎决裂。因主席纳勒斯辞职，社民党领袖一职长达半年缺位，群龙无首，党内就自身发展方向和路线纷争不断，党外又与执政伙伴基督教联盟党争吵不休，民调成绩下滑到历史低点。11月底该党选出双主席，左倾势力获胜，新主席艾斯肯是政坛新手，上台伊始就不断向联合执政的基督教联盟党提出更高的要价，考验着联合政府的基础。另一方面，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自身日子也异常艰难，默克尔党内接班人、党主席卡伦鲍尔的位置被不断挑战，反对默克尔一派的力量跃跃欲试，党内派系力量各有自己的主意，直到11月份莱比锡党代会上卡伦鲍尔才以背水一战的姿态强逼党内取得了暂时的团结，矛盾得以搁置。一般认为，暂时的平静是下一次暴风雨到来的前奏，反对默克尔和反对卡伦鲍尔的各种力量正在进一步组合，准备下一轮进攻。两大执政党内部纷争势必给联盟政府造成很大冲击，政府执政能力下降，使得默克尔本人的掌控能力也大幅下降，默克尔率领的政府正在脱离两大执政党孤军奋战，这在德国战后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华为等议题上，即可看出默克尔和执政党的明显分裂。默克尔出于为德国利益考虑，不主张把华为排除出德国5G建设，而两大执政党内部分议员则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反对，实际上是向默克尔造反，当然，也是受意识形态驱动。本年度德国政党生态演变中出现的一个政党历史上罕见的现象是，今年6月百年老党社会民主党的9位前主席给全体基层党员和党组织联名发出公开信，呼吁全党上下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他们直言“深深地为我们的党担忧”。质疑者称，正是因为他们只为“他们的党担忧”，没有顾及民众的要求，才使党走入今天的没落，因此，他们不是呼吁者，而是要为今天糟糕的局面共同承担责任。

在各州层面上，布兰登堡、萨克森、图林根州举行了选举，各州政党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传统政党衰落的趋势还在持续。以社民党为例，曾经的全民党在东部部分州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个位数；基民盟的支持率也同样大幅下降。与此相反，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右翼的选择党力量大幅上升，政党力量的分散不仅导致组建政府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即使政府组建成功，其行动力也受到撮合在一起的政府中多党力量之间相互掣肘的严重影响，步履维艰。部分州组阁艰难与各党固守自己立场和利益相关，典型的事例发生在图林根州: 得票排名第三位的基督教民主同盟坚持不与排名第一的左翼党和排名第二的选择党合作组阁，理由是“不与不民主的力量合作”，言下之意左翼党和选择党不是民主力量。问题在于，如果经过选举，并获得选民最多支持的党不是民主的，那么，在现行德国政治制度内又如何定义一个政党是否属于民主力量呢？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否则，民众自然疑惑，自然会认为各党只顾自己利益，并不在乎民众诉求，如此，政党和民众之间就很难不产生隔阂了。

政治的分化体现了社会的分裂，政府很努力，民众很不满，东西德统一进程还远未结束，社会分裂加剧，呈现出暴力化倾向。

默克尔出席柏林墙倒塌30周年纪念仪式

分裂在区域和阶层之间发生。东西德面临“再统一”难题，精英与社会底层关系对立，“民粹化”问题正在撕裂着整个德国社会。2019年，德国庆祝拆除柏林墙30周年，但庆祝的热情被怀疑的气氛冲淡。就连默克尔总理也认为，“德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但德国社会的统一还远远没有完成。”统一30年过去了，德国东部在物理上彻底融入西部后，精神上却与柏林渐行渐远，依然存在的事实差距，更加剧了“东部佬”是“二等公民”的感受。有统计数据显示，在东德大企业管理层以及公共机构领导层中，来自东德的人员凤毛麟角，其中无一大学校长来自东德，社会精英的位子均由西德人，甚至是外国人把持着。东西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公民工资待遇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东西德平均月工资的差距仍然高达550欧元。在东德，薪资水平明显低于西德。伯克勒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显示，同性、同资质、同工种的人在东西德的收入差距达到16.9%。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收入差距也基本如此。社会学家们关注到，两德统一以来，东部优秀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女子，纷纷迁移到西部去成家立业，导致留守东德的男性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失落感，觉得被政府、社会和女性遗弃，潜意识的男性尊严受到伤害，男性失败主义已经成了东部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心理力量，催生并加剧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新纳粹主义等极端思潮。这一社会现象也契合了文学创作的新趋势，即女性作家越来越多。2019年被一些媒体称为是“女性叙事的伟大时刻”，即德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女作家和她们推出的优秀作品。这意味着传统上由男性作家主导的文坛正在“易主”给女作家群体，叙事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男人讲故事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这将深刻地影响社会心态的转变。

政治的分化和社会分裂在拉大政府与民众的隔阂，不管政府如何努力，做出了多少成绩，民众就是不买账、不满意。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贝塔斯曼基金会8月份发布的调研报告表明，德国政府任期尚未过半，执政协定中近七成承诺已兑现，创造了联邦政府执政史上最好的成绩。然而，老百姓对政府工作并不满意。阿伦斯巴赫研究所的同期民调结果显示：仅十分之一的民众相信政府能兑现承诺。官民之间的感受隔阂伴随着局部发生的社会冲突。2019年6月，卡塞尔地区基民盟地方官员被新纳粹分子杀害，让政治家的安全保护问题成为社会热门话题。10月，德国东部哈勒市发生反犹枪击案，引发了德国社会关于犹太人以及犹太教堂安全的大讨论。德国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广泛讨论反犹问题了。犹太问题永远是摆在德国人面前的一面镜子，让德国在历史面前永远无处逃遁。有分析认为，反犹问题再度显现，其背后是德国社会的进一步撕裂，而这一撕裂滋生出的暴力化倾向正在侵染德国社会。这一年里，语言学家们注意到，公共场合和社交媒体里的语言风格变得“粗暴化”，恶语相加越来越司空见惯。德国总统也呼吁政治家们要带头善待语言，有话好好说。令人担忧的是，暴力的语言是暴力行为的前兆。

在对外关系中，德国过去一年里四处应付，用力分散，未呈现出明显的外交格局与谋略。

德国外长海科·马斯

对法关系方面，尽管《亚琛协定》表达了“将来要把德法政府合二为一”处理国与国关系的美好愿景，但目前还停留在纸面上，德法关系一年里没有明显朝融合发展，反倒是在很多重大战略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当马克龙批评北约已经“脑死亡”，默克尔则表示不认同，“我认为，即使我们存在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协调和理解，没必要这样一棒子打倒”；对美关系上，德国一厢情愿地想处理好对美关系，大西洋派的亲美势力想方设法讨好美国，但是始终无法逃脱被美国控制、甚至制裁的命运。“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对德国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对德国的惩罚随即降临，美国并不给德国留面子。德国对待华为的态度，也是更多地夹杂着德美关系的复杂因素。德俄关系也相当糟糕。9月份欧洲议会通过的《关于战争爆发与团结对欧洲未来重要性的决议》，把苏联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把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归结为苏联和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令普京大怒，直接大骂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人过去与纳粹串通一气，对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如今不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反而将罪责转嫁到苏联人身上；中德关系虽然形势向好，但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因德国外长在香港等问题上有损中国利益的做法受到损伤。简单地说，德美关系左右着德国“承担全球责任”“发挥全球作用”的雄心，德法关系则决定着德国在欧盟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德俄关系直接影响着德国的安全局势，而德中关系事关德国经济和民众福祉，这需要德国外交有明确的定位和策略。

思想创新乏力，意识形态泛化和固化，限制了德国人的文化视野和开拓精神。

当前的世界正处在剧烈分化组合之中，欧洲一体化空前艰难，各成员国各怀心思，各自算计，都陷于内政烦乱的纠纷中自顾不暇，可以说，德国面临的是历史少有的乱局，而应对乱局急需思想供给和战略谋划。但是，过去一年感受不到德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活跃。冷战之后，德国思想界和政界就不断提出，在对外关系上要以自身利益为重，要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然而，这些概念依旧停留在概念上，还看不出学理和思想，看不到具体有效的战略。很显然，历史积累而来的沉重的意识形态枷锁紧紧地束缚着德国的思想和视野，价值观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作衡量事务的根本标准：对内，思想界认为东德是从民主德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和民主新生的，这一思想奠定了“西部佬”优越感的基础，导致西边人高高在上，东边人自觉受辱，“人生履历”被无一保留地否定和践踏，两边之间的界河在加宽。近日，图林根州的州长就要求联邦政府改变对民主德国一概否定的做法，呼吁承认东德时期在教育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对外，德国没有注意到网络数字化时代，国家和社会的内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国家靠有形的空间，如土地、军队、机构来实现治理和管理，而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国家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无形的要素胜过有形的要素。网络空间赋予每一个公民直接或间接参与政治生活和外交生活的权利。原本属于政府特权的外交早已演变成对外关系，对外关系则进一步演变成对外感受。感受决定着一切，也影响着一切。无形的感受战胜了有形的成果。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世界是什么”的时代。德国思想界对此还没有深入的讨论，在判断对外关系时受困于传统模式和意识形态标准，独守价值观窠臼，自缚手脚。以对待华为的态度为例，一些政界人士不是立足网络数据时代该技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意义判断取舍，而是依据意识形态视角要拒之于门外。值得注意的是，前任德国外长加布里尔曾提出，网络和大数据是国家的主权要素，以此引导德国公众关注政治、政权、政府重新定义的问题。但这样的讨论还很小众，随着其离任而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热衷于搞所谓的价值联盟与浓厚意识形态的讨论，让德国回到历史的老路上。综合起来看，解决内政问题，尤其是推动东西德的社会融合，应该更多考虑民生问题，讲述民生问题，而不是总在要求东部民众要提高“民主责任”、“对民主保持信心”。着眼民主看问题，谈问题，只会使得思想和认知上的隔阂更加剧烈，民众关注的是民生。解决外交问题也要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看清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而不是一叶障目，忽略了利益，还自我感觉良好。

展望2020

展望2020年，德国将迎来后年大选备战的前夕，也是本届联邦执政联盟可以继续合作的最后一年，预计德国会出现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德国2020年没有大范围的选举活动，默克尔总理会比较稳定地维持执政地位，直到年底前进入大选前期备战。此外，德国下半年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一般认为，这是默克尔总理在她政治生涯的最后时期与她曾经的部下、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联手推出欧盟政策的大好时机，预计欧盟在内外政策上，包括其对华政策与合作项目等方面会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德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分化和社会思潮分裂趋势将进一步演变，其走向会塑造德国未来政治和社会生态。面临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和经济压力，德国如何开放思想，拓宽视野，将决定其整体创新能力和社会活力。历史学家有独特的视角：百年前的“20年代”是德国的“黄金十年”，一切都似乎无所禁忌，气象万千，百年后的今年历史又会怎样记录这个已经来临的“20年代”？借助一位德国媒体人士的话说：“2019年我们很幸运，因为预料中的大动荡没有爆发，希望新的一年动荡仍旧不要爆发”。对未来，他不乐观，不仅是针对德国，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势。

注：本文部分内容已发表在《解放日报》（2020年1月2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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