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战略”是以色列建国后抗衡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外交手段。随着《埃以和约》的签订，以色列传统“外围战略”逐渐式微。“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政治秩序面临重大变化。以色列经历了从建国之初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常规战争带来巨大生存威胁，向当下虽面临多重威胁但国家本体地位稳固的转变，威胁来源复杂但强度明显弱化，然而“外围战略”再次回归和复兴。出现这一悖论的原因在于，除了权势位移、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军事实力不断强化等物质性因素的制约，对威胁感知的持续性主观建构影响着以色列的战略选择并强化了以色列对威胁平衡的路径依赖。“外围战略”回归和复兴后的变化表现为以色列对外围伙伴的选择上实现了从隐蔽到开放的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了从政治（主要是军事情报合作）到经济领域的转变。新“外围战略”作为一种短期的实用主义战略，受到巴勒斯坦核心问题的影响，成效有限且不能真正解决以色列的地区孤立，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下。在中东地区，以色列的外交战略和盟友伙伴关系始终是较为特殊的存在。在中东多极化秩序变动、地区动荡局势反复的背景下，以色列采取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的应对战略，“外围战略”（Periphery Strategy）即为其中重要的外交手段之一。“外围战略”有丰富的历史渊源和实践成就，自提出以来一直是以色列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初期，在当时相邻阿拉伯国家敌意的包围下，以色列试图与阿拉伯世界的外围建立联系来平衡敌意带来的全面威胁。“外围战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其中最重要的战略支柱是以色列、土耳其、伊朗三方在军事、情报方面形成的合作关系。20 世纪70年代末中东政治发生重大变化：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曾经对以色列造成主要威胁的埃及与以色列和谈，开始接受以色列在中东的合法性存在；与此同时，曾经的外围盟友埃塞俄比亚、伊朗相继发生政权更迭，新政权彻底扭转对以色列的友好态度。在这一背景之下，80年代初开始，以色列的“外围战略”走向式微。其间尽管经历过第二次因提法达的局部战火，但总体而言以色列的安全环境较建国初期大为改善。然而，“阿拉伯之春”开启了中东新一轮地区秩序的转变，突出表现为政权的更迭、伊斯兰主义的复兴、“阵营化”对抗的加剧，持续的动荡积聚着失序。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这些变动中的区域政治秩序对以色列的对外政策抉择形成了新的挑战。面对不确定的潜在威胁和新出现的“敌意圈”，以色列的“外围战略”得以复归。有学者将此类关系定义为“以色列外围战略2.0”“以色列新外围战略”和“反向外围战略”，只不过当代盟友名单已经更换为希腊、阿塞拜疆、苏丹等远交国家和核心地区的温和阿拉伯国家。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的报复性军事行动造成加沙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世界多国政府和民众纷纷谴责以色列超出自卫范围对巴勒斯坦人实施集体惩罚。从摩洛哥到伊拉克，数百万抗议者走上街头，一些示威活动甚至演变为暴力活动，沙特阿拉伯不得不暂时搁置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关系，一定程度上危及以色列的新“外围战略”。但目前来看，这些冲击没有破坏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逻辑，以色列“外围战略”的逻辑与实施仍然发挥着作用。学术界对以色列“外围战略”回归和复归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复归案例和复归原因两个方面。就复归案例而言，学界主要从历史角度进行罗列、梳理或围绕某一个案展开研究。就复归原因而言，部分学者从权力平衡以及身份和集体认同角度探讨了以色列和某个外围国家或地区接触的原因。然而，既有研究对“外围战略”先式微又回归，甚至复兴的变化没有赋予足够关注，对复归背后的综合因素与内在逻辑分析不足，尤其是未从动态的系统思维给出解释。鉴于此，本文尝试结合地区秩序的变化，从威胁平衡视角出发，搭建起综合理论分析框架，以更好地诠释以色列新旧“外围战略”的区别与连续性，从理论角度阐释“外围战略”回归的背后演进逻辑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为研判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轨迹提供新的视角，以更全面地预判阿以关系以及中东的政治格局走向。以色列对外围伙伴的选择与互动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外交政策结果。历史地看，以色列“外围战略”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典“外围战略”，第二阶段是“阿拉伯之春”到当下的“外围战略”回归。这两个阶段所展现的内在逻辑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平衡威胁。前者平衡以纳赛尔主义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后者平衡地区大国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及伊斯兰主义。也就是说，以色列选择外围伙伴的弹性与限度依赖于对威胁认知的一致性。其中权力位置对比和对威胁感知的持续主观建构是影响以色列威胁感知和判断的两个核心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威胁平衡理论补充了现实主义经典权力平衡论，不仅关注军事、进攻等物理力量，而且强调威胁意图与认知，对以色列“外围战略”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在威胁平衡理论的范畴下，以色列“外围战略”复归的过程与运作过程大致遵循：“敌意圈”的形成——以色列的威胁感知和判断——突破“敌意圈”的包围——变化形势下新“敌意圈”的出现。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一个国家不会处于全然安全、没有任何威胁的环境中，尤其是中东这样充满各种对峙、矛盾与混乱的地区，不确定性一直是常态，也是地区间关系的显著特点。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反复充斥着暴力与冲突。这种对抗始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移民危机，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不断升级，并最终于以色列建国的次日达到高潮。1948年5月15日，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出兵进攻以色列，巴勒斯坦犹太与阿拉伯两个民族的矛盾转变成以色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冲突。此后，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产生的结构性敌意并没有随着1948年停战协议的签署而消除。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双方的边界冲突和摩擦从未间断。阿拉伯民族当时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是对以色列在中东历史叙事的抗议和反对。二战后不久，以色列作为一个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新生国家被嵌入中东地区，而该地区传统上是被众多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包围着的伊斯兰空间，因此以色列自建国起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视以色列为应该被清除的异己国家，拒绝接受其在中东的合法性存在。在以色列看来，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实质行动以及“把犹太人赶到大海里去”的宣言直接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不可化解的强大“敌意圈”的形成，对其造成严峻的生存威胁。以色列建国后处于生存危机之中。在建国之初的以色列领导者看来，以色列所面临的威胁是整个中东不确定环境中唯一明确的。由此，其首要考虑的是如何于危机中生存。阿拉伯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公开敌意和实际军事行为并不能完整涵盖以色列对自身在中东地区所受威胁的全部认知，而还包括其对威胁感知的主体建构的内涵。具体来看，以色列的威胁认知由权力与文化因素组成，权力因素涵盖了以色列对威胁一方，包括国家、联盟或非国家行为体的军事技术、武装力量、领土、人口资源、地理环境等战略考量，文化因素则包括对国家自身、“他者”的身份认同以及双方不断的主体间互动。相比较而言，文化与心理层面的认知是更深层、更持久的因素。总的来说，权力层面的威胁互动，文化层面的彼此认知，以及这两种逻辑之间的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以色列的威胁感知。权力位置的动态对比决定了威胁程度的客观性，不同历史时期对威胁感知的建构决定了威胁性质的现实可调整性，二者共同定义了以色列的威胁认知。建国初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和深层敌意，经以色列群体认同下对阿拉伯“敌人”意象激扬之后，威胁程度尤愈膨胀，此时以色列面临的是主客观合一的严峻生存威胁，因此零和竞争成为以色列外围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一个国家若想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持续存在，生存是实现任何其他目标的前提。根据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观点，国家在面临重大外部威胁时，通常有制衡(balancing)或追随(bandwagoning)两种方式。由此，面临零和压力的以色列不得不采取行动，通过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机制，以提升整体制衡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突破阿拉伯世界的“敌意圈”，与外围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是以色列确保生存的必然逻辑。与此同时，二战后形成了以美苏为首两大集团的对峙局面，国际结构性力量对以色列与外围国家间的互动产生了宏观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色列开始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宣传外围行动的战略意义，意欲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同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等建立联系，联手抵抗苏联—纳赛尔主义的影响。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外围战略”成为以色列外交议程的核心，在该国的外交活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就实践而言，以色列有着精巧的战略层级考量，面对来自不同方向阿拉伯国家的地缘态势压力，以色列以自身为中心，希望通过三个层次区域的外围伙伴对阿拉伯世界形成有效的平衡与牵制。在以色列的“外围战略”评估中，近身核心区的中东少数民族，由于处境和身份与以色列有相似之处，所以被其视为可亲近的盟友。内边缘区的非阿拉伯国家由于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以及同阿拉伯国家复杂矛盾的关系，成为平衡阿拉伯国家结构性威胁的战略核心。外边缘区的国家一方面受到来自阿拉伯核心世界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离阿以冲突核心区较远，这使以色列同这些国家之间在地缘缝隙中实现了战略利益上的重叠。总的来看，以色列在其所构建的外围布局中，承袭了“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核心假定，以非阿拉伯大国为战略支柱，寻求与中东少数民族开展合作，并积极推动边缘阿拉伯区域的互动联系，为以色列突破“敌意圈”争取更多的博弈资源。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更广泛中东地缘政治的转变，同时也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和外交政策造成很大冲击。虽然战后大批亚非国家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一度相继与以色列断交，然而战争的真正结束以及随后埃以和谈的开启，导致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核心出现明显分裂，阿拉伯民族主义无可争议地衰落下去。不仅如此，曾经最重要的外围支柱伊朗在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对以色列充满敌意的新政权。但就其结果来看，外围怀旧带来的历史记忆惯性以及80年代伊朗深陷两伊战争的历史事实，都无形中降低了伊朗带来的威胁感，这段时间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得到持续改善。进入21世纪头一个十年，在“阿拉伯之春”和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以色列面临着广泛的区域安全挑战，包括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伊朗，以及某种程度上渐趋激进的土耳其。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引发地区大规模动荡，埃及、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等地伊斯兰势力崛起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这些事态的发展产生了一种联动效应，以色列再次被敌对力量包围，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寻求与其具有同样威胁的行为体来平衡地区威胁，以色列“外围战略”得以复归，并且从外围区域和战略内涵层面实现了新的重塑与突破。面对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威胁，与外围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成为以色列国家理性驱使的必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与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下文简称“摩萨德”）局长鲁文·希洛（Reuven Shiloah）开始构想“外围战略”，认为以色列和外围伙伴的共同点是反对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外围战略”，获得盟友的承认（至少是事实上的）或友好姿态成为一种正式理念在以色列官方文件或政策中出现。学术界对此并没有一个统一且标准的定义，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回顾可以总结出三项核心特征。首先，从历史定位来看，“外围战略”是以色列长期大战略的一部分。对新生的以色列而言，中东地区基本的地缘环境是构成该地区绝对多数的阿拉伯民族拒绝接受以色列的存在。因此，自建国起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确保其作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存在。这种政治现实使得以色列领导人不得不将“外围战略”置于确保生存的长期大战略考量之下。其次，从构成要素来看，作为一种外交叙事，外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范围，它的伸展幅度是由民族、宗教、地缘政治、中心与边缘等所定义的空间，这些关键概念融入外围战略的话语和实践中，成为构成此战略的重要基础。具体而言，以色列将外围中有关中心和边缘的地理划分和民族、种族的深层叙事紧密相连，通过先验地赋予身份要素以价值预设，以此塑造天然的亲近感。例如在外围政治图景中，以色列充分利用自身为中东少数民族、非阿拉伯国家等身份积极寻找和伊朗、土耳其、库尔德民族等非阿拉伯群体同质性的认同。然而，这种认知图景并非一成不变，地缘政治的演变拓宽了其内涵和外延，延伸到边缘区的阿拉伯民族，实现了重叠利益下双边关系的发展，反映出外围叙事的弹性与活力。最后，从合作内容和实施特点来看，鉴于以色列同外围伙伴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称依赖，以色列对后者的需求远远大于外围伙伴国家对于以色列的依赖。双方之间关系的波动受到外围国家对阿拉伯因素和地区局势考量的影响，而非完全由以色列的利益和行为决定。外围伙伴同阿拉伯国家的复杂关系和对阿以冲突的敏感性导致前者往往避免进行宣传建立任何明确的、正式公开的战略协议。因此，秘密性、模糊性、主观性贯穿始终并最终塑造了国家间关系。相应地，这些特征决定了“外围战略”的实施机构是情报部门摩萨德而非外交部，合作内容主要是军事和情报交换方面。以色列实施经典“外围战略”的根本目的是能够突破阿拉伯国家的敌意包围。事实上，越接近阿以冲突区，以色列面临的生存威胁越强烈，也就越有寻求盟友的意愿。因此可将阿以冲突作为衡量以色列“外围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以以色列为坐标原点，以威胁程度为中心向量，以色列的潜在外围伙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生活在阿以冲突区国家内的非阿拉伯少数民族，与阿以冲突区接壤的非阿拉伯国家，以及位于阿以冲突带边缘地区的阿拉伯国家。首先，在核心区内。以色列同核心区少数民族的最早接触记录可以追溯到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伊休夫时期（Yishuv）。伊拉克库尔德人、黎巴嫩马龙教派、叙利亚德鲁兹人同以色列犹太人一样，都对该地区人口占多数阿拉伯民族有着共同威胁压力，因此双方之间的接触具有天然的亲缘性。鉴于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关键地位，伊拉克库尔德人向来是以色列接触的重要对象。20世纪50年代初期，双方在摩萨德的计划下开展了伊拉克犹太人到达伊拉克库尔德斯人区域再途经伊朗后移民到以色列的计划。之后以色列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多有援助，但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伊拉克库尔德人并未直接配合以色列反抗伊拉克。到70年代中期，伊朗、伊拉克签署协议，伊朗切断了以色列进入伊拉克库尔德的通道。以色列同叙利亚德鲁兹人和黎巴嫩马龙派联系的计划要复杂的多。囿于实力有限以及其中的阿拉伯因素，德鲁兹人在与以色列合作，成立自治实体方面较为温和，因此双方的接触收效甚微。与黎巴嫩马龙派的联系始于建国初期，在黎巴嫩内战爆发后达到高潮，但是1982~1983年马龙派长枪党士兵在以色列国防军入驻期间发生了针对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萨布拉和夏拉蒂大屠杀，这种悲剧性的失败对以色列的少数民族政策造成很大打击。其次，内边缘区的国家处在阿以冲突最前沿地带，在以色列外围事务中一直占据优先位置。双方对共同威胁的一致性经历了由高到低的过程，随着纳赛尔主义影响力的高涨而起伏。其中以色列同伊朗、土耳其组成的北三角成就最为显著，有学者将其称为“旗舰行动”。此外，以色列决策者还与埃塞俄比亚、苏丹进行接触，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北三角的南部联盟。以色列与这四个国家的往来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情报领域，例如北三角合作伙伴都是以色列国防工业的主要客户，以色列向其出售武器，帮助进行军事训练，在1979年伊朗国王倒台之前甚至是以色列武器的最大买家和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商。相比北三角，南三角的成效略少。1958年苏丹政变后扭转了对以色列的态度，埃塞俄比亚国王塞拉西也于1974年倒台，但是双方的联系并未中断，例如以色列在1969年同苏丹南部游击队“阿尔亚尼亚运动”建立了联系。综合来看，以色列同内边缘区外围伙伴的接触时间跨度最久，伊朗、土耳其等国强大的地区影响力使得外围关系更加意义深远，因此即便在“外围战略”走向衰落后，依然没有克服外围关系怀旧的强大惯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的“伊朗门”以及和土耳其在整个80年代断断续续的联系就是证明。以土关系在90年代达到高潮，随之而来的是大额军售订单、领导人互访以及连双方和美国更紧密的关系，直到2010年“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的发生才有所回落。最后，外边缘区主要国家有摩洛哥、阿曼和也门。早在1956年摩洛哥从法国殖民手中获得独立前该国就存在大批犹太人，为两国关系的友好开展和犹太人移民提供了便利渠道。1963年以色列和摩洛哥建立了高层之间的联系，1976~1977年国王哈桑二世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进行斡旋，促成埃以接触。也门和阿曼成为以色列“外围战略”的另一目标。阿曼靠近红海，而红海是连接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和阿拉伯海的运输通道。因此，1962~1967年埃及干涉也门内战之际，以色列认为该行为将加强埃及在也门和红海的影响力，进一步恶化以色列的生存环境。于是，以色列与英国合作支持也门王室及保皇党阵营以对抗埃及支持的共和党，先后开展了代号为“酱汁”（Rotev）和“豪猪”（Dorban）的行动，通过空军向也门山区的保皇党投送武器、弹药、医疗设备等。阿曼同也门一样，战略地位重要，故很早就进入以色列的联络视野。两国之间的主要联系项目是阿曼提供以色列石油进口来源，并通过埃拉特—阿什凯隆石油管道转运到欧洲。1993年奥斯陆协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后，阿曼同以色列建立了非官方的贸易关系。除以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外，有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开启的同撒哈拉以南20多个非洲国家建立联系，也构成以色列外围大战略的一部分。当时以色列是最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现独立时向其提供援助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外围战略”很大程度上是随着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化而演变的，一些重要的事件促成了“外围战略”的繁荣、衰落和复归的阶段性变更。自以色列作为国家存在的那一刻起，就面临来自邻近阿拉伯国家军队入侵的生存威胁，这种威胁从1948年一直持续到1973年。在此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的崛起和伊拉克政变无疑给以色列和外围伙伴造成实质性的共同威胁，促成了“外围战略”的短暂兴盛。到了70年代，整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变成为影响以色列威胁认知和安全环境转变的结构性背景，并最终塑造了以色列和威胁对象、外围伙伴之间的关系，导致“外围战略”走向衰落。具体而言，以色列“外围战略”逐渐衰落是由两个同时开启的历史进程决定的。其一是曾经的威胁核心力量衰落、主导性国家放弃继续敌视以色列。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泛阿拉伯主义的衰落进程，特别是随后埃及同以色列单独签署和平倡议，反映了逊尼派核心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出现事实上的共存。阿以相对克制的氛围伴随着苏联的解体、1991年马德里和会和1993年突破性的奥斯陆协议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达到了高潮，以色列试图推动同地区所有国家的务实合作，国家安全环境大为改善。其二是外围伙伴政权的相继垮台。1974年以色列“南三角”之一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政权被推翻，拉开了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同外围伙伴关系破裂的序幕。1975年伊朗和伊拉克签署《阿尔及尔宣言》，前者切断了以色列进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通道。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1982~1983年以色列与黎巴嫩马龙派的联系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对以色列而言，1973~1983年是“外围战略”全面崩溃的十年。核心和外围的原始假设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历史证明之后的二十年里阿以关系并未实现真正的正常化，但是以色列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发展了或官方或秘密的经济联系，针对阿拉伯国家的经典“外围战略”不再重要，而来自其他不同行为体的敌对行为和威胁对国家安全不再构成生存威胁，以色列“外围战略”走向衰落。在“阿拉伯之春”和美国实行战略收缩的背景下，以色列面临变化的多重威胁，“外围战略”得以复归，但是该逻辑在近期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新的威胁叙事中，伊朗上升为能够威胁以色列生存的核心威胁，其余的威胁源主要由非国家行为体组成。这些组织尤其是恐怖主义，其活动范围往往没有固定的区域，地理上更具流动性、广泛性和扩张性，明确界限的缺失造成了经典外围体系中核心、内边缘、外边缘的地理概念上的疏松和模糊。因此，同经典外围聚焦于敌对的阿拉伯核心威胁，以及在地理上集中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策略相比，以色列新外围包含更为广泛的国家和地区。相应地，外围区域的选择由封闭走向开放，合作内容以经济领域为侧重点，一改经典外围中军事、情报主导的局面。具体来看，新的外围包括西亚北非、东地中海、南高加索和中亚等次区域维度。在西亚非洲，以色列致力于同温和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一方面，以色列加强同传统友好国家的联系，例如以色列向埃及、约旦出售天然气，并同埃及开展了针对西奈半岛打击极端分子的军事合作，2010年，以色列政府申请向包括埃及和摩洛哥等在内的一些国家出售带有英国部件的平视显示器(HUD)系统。另一方面，以色列同一系列温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外交新突破。主要有两个表现：其一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下的公开接触。2020年8月以来，以色列接连和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相继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2021年，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访问阿联酋，2022年5月31日，以色列和阿联酋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为以色列同更多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发挥了示范作用。其二是非正式的务实合作。根据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统计的数据，2016年以色列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出口额约为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第三方间接进行的，包括约旦、土耳其以及西亚北非其他国家或者欧洲。总的来看，双方的贸易正在增长，并拥有巨大的潜力，海湾地区成为继土耳其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后中东第三大以色列出口市场。随着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的爆发，阿拉伯各国对危机的回应有所不同。已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措辞，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海湾国家的谴责则更加严厉。总的来看，哈马斯的袭击部分冻结了以色列和更广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正常化进程，但并没有导致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方向发生根本逆转。在东地中海，以色列推动“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下的区域能源合作，以应对土耳其的激进行为和针对区域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行为。本世纪初，以色列在东地中海陆续发现一些天然气田，累积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末爆发“天然气革命”。在此背景下，2020年1月，以色列、希腊和塞浦路斯签署了协议，建造一条长度为1,900公里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其中约 550 公里为陆地，1,350 公里为海底；希望通过希腊和意大利将东地中海的气田与欧洲市场连接起来。2020年9月，以色列同埃及、塞浦路斯、希腊、约旦、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意大利正式成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次年法国以成员国、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加入论坛。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国家积极寻求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致力于能源供应渠道多样化。东地中海地区在储量、地理位置等方面具有优势，在地缘政治和能源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022年6月15日，以色列、埃及和欧盟在开罗签署有关天然气出口的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增加以色列对埃及的天然气出口，在埃及港口加压和液化后运往欧洲。目前来看，以色列同东地中海及欧洲国家在能源问题上的合作均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东地中海地区地缘政治复杂，争端频发，受到日益增长的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挑战，包括恐怖分子的激进行为、失败国家的溢出效益以及大国对能源资源的竞争。除此之外，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持续的战争给东地中海的能源运营带来了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对该地区天然气行业进一步一体化以向地区外出口的前景造成冲击，且随着加沙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升级，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恶化。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以色列日益重视并通过犹太移民这一桥梁加强合作。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亚以及高加索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外交自主性增强。国际环境的变化促使以色列将目光转向这些国家，并通过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塑造新的角色来重塑双边关系。而伊斯兰背景的国家特性、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都对以色列极具吸引力。21世纪初，以色列实施了推进与上述国家双边关系的政策。2008年底，以色列外交部重组中欧—欧亚司，新设专门处理南高加索和中亚国家关系的部门，其中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成为以色列新“外围战略”中亚方向的优先合作对象。2016年12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了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加强了双边关系和政治对话。目前以色列大约40%~45%的石油进口来自阿塞拜疆，使其成为继意大利和土耳其之后阿塞拜疆的第三大石油出口市场，另有10%~20% 来自哈萨克斯坦，该数据有时甚至达到 25%，可见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满足了以色列一半以上的石油供应。近年来，除重点合作领域外，以色列和高加索、中亚国家还不断开辟双边合作新领域。例如2019 年以色列—乌兹别克斯坦工商会成立，旨在实施农业、水资源管理、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资项目。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由于与伊朗关系密切，而伊以关系复杂，导致以色列同这三个国家合作水平有限，尽管如此，双方仍在寻求加强对话接触。整体上来看，“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冲突的新时代。变局之下，以色列经典“外围战略”得以运行的基本逻辑保存了下来，即通过支持威胁来源国家的竞争对手来平衡该国构成的压力或竞争。只不过构成以色列威胁感知的等式颠倒了过来，过去的核心威胁对象和最主要的外围伙伴开始互换角色，随之而来的，还有广泛区域范围内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和恐怖主义。新外围理论框架下，以色列与外围伙伴的合作关系和类型更加多样化，强调地理意义上的分散性和开放性，注重经济、技术的作用，彼此联系公开且直接，上述变化反映了以色列在急剧变动的中东秩序和格局中不断寻找自己的安全位置。从建国初期“敌意圈”的存在到以色列的威胁感知和判断，再到突破“敌意圈”的包围以及在变化形势下新“敌意圈”的形成运作路径中，以色列的“外围战略”得以复归，并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新特征与变化。其中，以色列的威胁感知和判断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从根本上形塑了“外围战略”的调整，而在这种转变背后起作用的是物质权力位序对比和对威胁感知的持续主观建构以及两者之间动态的、复杂的互动。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类似，以色列在不断演变的威胁背景下，开始与新外围国家建立关系体系。然而，前一阶段主要面对阿拉伯国家的直接军事威胁，在本次巴以冲突爆发之前，以色列基本在一个没有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威胁下降的政治环境中推进“外围战略”。由此可见，以色列外围体系形成的类型与特征受到威胁程度很大的影响，而威胁的程度取决于物质层面的社会背景。具体来说，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受到威胁行为体综合实力、地缘邻近程度和进攻力量等方面的考量。其一，国家之间综合实力对比差距会显著影响行为体双方之间的威胁认知，综合能力越强，带给别国的潜在威胁就越严重。相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新生的以色列所拥有的人口、领土和军事资源存在先天劣势。除此之外，以色列拥有的自然资源极其有限，严重缺乏维持现代性武器运转必不可少的石油、水资源等，再加上地理上被阿拉伯国家包围，后者控制了大部分主要通道，导致以色列很难获取这些资源。建国70多年后，以色列由一个昔日被围困的孤立小国成长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地区唯一的发达经济体，综合军事实力排名世界前列，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全球领先的尖端技术，相比邻国在诸多方面更具竞争优势，并且可以利用其经济、军事实力，通过垂直整合向区域乃至全球辐射。目前，以色列几乎与世界各主要大国都能保持合作关系，在国内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以及域外盟友的帮助下，以色列能够最大限度地应对来自周边的攻击威胁。其二，地缘上国土毗邻程度是影响国家对外部威胁感知强弱的又一重要因素。一般认为，邻近国家比远距离的国家会构成更大的威胁。建国初期，以色列主要威胁源阿拉伯国家的距离、位置等相对固定。以色列是一个沿着东地中海海岸延伸的小国，与众多阿拉伯国家接壤并被其所包围，其中威胁最大的包括东部共享最长边界线的约旦、北部的黎巴嫩、东北部的叙利亚以及西南部的埃及。考虑到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平均深度40公里，其中最狭窄的地方只有不到15公里，除此之外，大约90%的人口以及93%的工业基础设施、发电能力、港口、机场和炼油设施都位于沿海。可见以色列严重缺乏领土纵深，安全边界相当狭窄，极易受到突袭战术的打击，并且面临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作战的风险，潜在威胁很大。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色列所需要应对的威胁总体上更为复杂与零散，包括来自伊朗及其支持的地区代理人和其他恐怖活动。其中伊朗和以色列没有直接接壤，两国在发生具体打击和冲突中回旋余地较大，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哈马斯、真主党以及恐怖组织往往跨越了国家边界，人员、活动流动性增强的同时，减损了其发动规模、长期有规划的袭击能力，冲突形态和战争手段更精准集中。其三，进攻实力刺激着一国对威胁的感知，成为其判断威胁的重要依据，并且藉由综合实力和地理邻近性进一步膨胀。其中军事实力是衡量国家进攻实力的重要标准。第一次中东战争伊始，由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各国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军队在数量上比以色列部队更占优势，合计4万多兵力，此外还有空军、舰船、坦克装甲车等装备。相比之下，以色列兵力3.4万，缺乏大炮、装甲车等装备。更重要的是，以色列缺乏后续战争中以牺牲士兵为代价维持长期战斗的大规模武装力量。战争之后，以色列大幅提升军事实力。到1981年，以色列已经从一个技术落后的小型武器进口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七大军事武器出口国。到2014年以色列连续第七年被评为“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以色列的整体军事战略形势极大加强，创造了一种军事“正常化”：包括强制征兵、大量能够参与战争并为其做准备的后备军队、军事工业和战争经济以及一种认可以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将军队和士兵置于社会中心的国家文化，以随时能够制衡任何针对以色列政权以及领土的一切威胁。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对以色列进攻实力大幅提升提供的基础性作用。出于对中东的整体考量，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美以关系较为冷淡，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在设计“外围战略”时将其同美国在中东的议程联系起来，推动“外围战略”作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资产。中东的事态演变促使美国很快参与其中，主动鼓励外围国家加强同以色列的联系。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首次提出美以“特殊关系”，开始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先进武器，80年代美国对以色列援助逐渐走向制度化。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最新发表的《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告，截至2022年2月，美国已经为以色列提供了1,500亿美元的双边援助和导弹防御资金，其中大部分是以军事援助的形式完成。可以看出，阿拉伯国家广袤的领土和庞大的军队人口，多国累积起来的雄厚实力，以及地理上的邻近性和进攻能力等，曾经对新生的以色列构成生存安全威胁。对此以色列倾向于与外围国家结盟，以平衡来自相邻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以色列在构建外围空间想象的驱动力在于这些地区与阿拉伯国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威胁张力，这种想象很快转化为一张思维地图，上面既包括外围非阿拉伯国家，又涵盖了非阿拉伯民族。双方面临的共同威胁随着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扩张而达到顶点，此时亦是以色列想要组建南北三角联盟意愿最强时。“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曾经的反以中坚力量纷纷陷入内部困顿，阿拉伯世界碎片化趋势加剧，整体力量下降。与此同时，以色列为追求绝对安全，大幅提升综合实力和军事能力，成为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力量。新形势下，以色列面临的威胁更加多样化，除了主要敌人伊朗，还有越来越多非国家行为体。这些非国家网络相对实力和进攻力量明显减弱，地理上也更具流动性，威胁对象的分散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威胁的弱化，因而以色列采取更为开放、多元的“外围战略”加以平衡。如果说社会层面的物质性因素决定了所受威胁的程度，进而影响到外围关系类型与特征，那么国家对威胁性质的解读和看法则取决于观念性因素。这里主要是指身份认知，国家与不同“他者”互动产生的身份认同内在地预设了威胁的建构。一般来说，在地区安全环境的刺激下，国家往往会从心理上建构主体性的威胁感知，这一过程既受到已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要经过主动地想象与建构。在此影响下行为体对特定对象会形成相对短暂的威胁意象，但随着外部环境的转变，威胁意象也会随之改变，尽管其并不能完全脱离之前的威胁意象而存在。总的来看，观念性威胁认知的动态演进作为一种常态，能够从更深层意义上揭示以色列“外围战略”的转变过程。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理查兹·霍耶尔（Richards Heuer）将感知描述成为一个主动而非被动的过程，其建构而不是记录现实。建国初期，在阿拉伯国家的群体性全面袭击威胁之下，个体命运与以色列犹太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历史上以犹太教为纽带高度凝练的共同记忆与文化价值进一步被肯定与强化。对此时的以色列而言，最重要的“他者”毫无疑问是相邻的阿拉伯国家，长久的冲突与战争使得以色列将阿拉伯国家先验地理解为敌人，作为以色列的绝对对立面而存在。因此，以色列建国后对威胁感知的建构主要是在群体认同主导下与“他者”的互动中完成。这一过程既受到传统战略文化的影响，又必须发挥主动性的想象。一方面，在欧洲犹太人被主流社会隔离和疏远的独特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心理和社会遗产对当代以色列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奠定了其与阿拉伯国家整体政治外交的悲观哲学。犹太民族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他们共享的叙事包含着沉重负担。犹太定居者们普遍有时代偏狭，心理上暗含孤立主义、对环境的恐惧、自我中心主义和排斥他者，加之犹太民族在所生活的地区是事实上的少数民族，由此造成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孤立和对周围环境的敌视。这类悲观受难意识深深植根于建国前后一代民众的心理，并在犹太民族最具批判性的头脑中显示出来。其中对以色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锡安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他在文章《铁壁》中多次提到未来犹太国家潜在的区域环境。他认为，与阿拉伯邻国达成和解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周围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会同意犹太人向他们提供政治或经济补偿来换取其在巴勒斯坦的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对阿犹两族命运的悲观态度在最开始就预设了结果，一旦被援引，将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而20世纪30年代阿拉伯人和犹太社区之间的零星冲突，以及1948年战争的爆发，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亚博廷斯基的想法，这让以色列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们感受到了永久的不安全感。正如内塔尼亚胡所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能够持久的唯一和平是威慑性和平。对任何阿以冲突的解决办法而言，安全是和平必不可少的支柱。从这个角度来看，亚博廷斯基的遗产在以色列的军事和外交战略文化中重要性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以色列往往通过夸大威胁、言说差异来塑造自身的主观威胁感知。以色列领导人认为该国处于零和围攻状态之中，敌人正不断试图摧毁他们的存在，持续的恐惧之下，以色列将自己描述为与敌对邻国进行生存斗争的“防御性战士”，生存而非扩张成为这个新生国家的战略选择。之后爆发的几场战争更加助长了以色列陷入永久围困的心态，导致其在生存危机解除后依然采用一种夸张的修辞主义，以消极和极端的措辞想象并夸大威胁感知。例如，以色列多位总理将伊朗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以及大屠杀记忆联系起来，认为伊朗就是曾经的德国。甚至有学者总结道，今天以色列几乎透过伊朗的棱镜看待每一个地区威胁。在这样的国家受难幻想中，伊朗是极端的、好战的，其获得核武器的潜力和对地区的野心将对以色列的存在造成威胁。当持续的恐惧逐渐内化到国家的战略文化之中时，夸大威胁的想象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构成以色列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事实，建国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色列察觉到的威胁感知明确而令人信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阿犹两个民族之间持续的冲突预示着威胁行为的长期化。以色列由此进入一种将遭受敌人攻击的永久威胁状态，有关威胁的感知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肯定和刻板印象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一旦人们接受了这样的形象，只要造成威胁的最深层根源没有消除，对威胁的恐惧感知就会一直潜伏着，从而在日复一日的想象之中形成一种“威胁例外主义”的意象，一种准永久的幻想状态，进而内化为以色列国家安全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要素之一，并内嵌在以色列有关地区秩序构想之中，成为其对外战略的光谱补充。“威胁例外主义”意象在以色列面临生存威胁的那些历史时刻展现了强大集体情感，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却在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上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一方面，已经形成的威胁例外主义仍具有一定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并为未来的威胁感知提供持续性的想象力空间。当能够产生类神话意义的特定历史事件在全球化和地区局势演变下消褪时，威胁例外意象能够很好地弥补在历史事实和他们一致认同的国家幻想之间出现的鸿沟。当前，以色列在中东的存在被广泛认可，过去为摧毁以色列而发动的大规模常规战争让位于针对以色列平民的非对称性战争，以色列外部安全威胁已经大大降低，安全环境可谓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反而面临更大的安全困境。某种程度上正是受到已经形成的威胁意象的强烈影响，以色列仍以一种夸张的形式再现了建国初期的安全威胁。其结果是，国家层面的话语叙事掩盖了更深刻的动机，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在历史上长期受压迫以及移民到中东成为一个新生国家的特殊历史，决定了以色列的威胁意象既具有继承性，又是一个不断建构—更新威胁意象—再建构的过程。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与非国家行为体如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之间的长期性冲突不再被公众视为是威胁其生存的生死之战，而是可以选择战还是不战的非决定性战争。时代的发展以及地区、乃至全球局势的变化都会挑战甚至颠覆曾经的威胁意象，但并不意味着群体认同不再起作用。相反，在每一次政治冲突或危机中，历史记忆带来的群体认同效应就会显现，起到动员民众保持凝聚力，减少社会紧张和离心倾向力的作用。21世纪以来，以色列再次利用了外围的概念平衡新的敌意圈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在新“外围战略”中，以色列和多个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打破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与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之间旧有的明确顺序。巴勒斯坦问题被新的地缘政治逻辑所掩盖的同时被边缘化。然而，早在《亚伯拉罕协议》签署时就有典型观点警告这种情况带来的危险：“以色列在回避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时寻求与阿拉伯国家达成协议的做法是错误的。它孤立和削弱巴勒斯坦的企图可能最终导致巴勒斯坦人被迫走向暴力斗争作为最后的手段。以色列随后将声称巴勒斯坦地区再次陷入暴力，而无视自己在局势恶化中所扮演的角色。”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和中东温和阿拉伯国家外交正常化浪潮陷入停滞的现实，证实了外围战略理论发挥效用有条件限制。首先，巴勒斯坦核心问题的解决影响着以色列与外围国家的合作强度与限度，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经典“外围战略”中，尽管以色列同外围国家存在诸多密切联系，但在涉及各种阿以争端的绝大多数场合和论坛中，外围国家经常拒绝给予以色列渴望的外交承认，反而选择支持阿拉伯立场。当前的合作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大部分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并非建立在广泛的民间支持之上，因此缺乏公开现有关系的能力与意愿。即使是与以色列建立官方外交关系较早的埃及与约旦，也一直被称为“冷和平”。此次冲突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穆斯林爆发多次抗议，要求以色列停止行动。早在战前对海湾国家和更广泛地区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支持水平明显较低。战争开始以来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公众对关系正常化的支持率已经断崖式下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沙特民众中绝大多数人（96％）都同意阿拉伯国家应立即中断与以色列的所有外交、政治、经济和任何其他联系，以抗议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在此背景下，海湾国家政府也相继做出回应，例如阿联酋驻联合国大使明确表示，加沙战争对阿联酋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两国解决方案的路线图……不是我们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轨迹。”其次，巴勒斯坦问题深刻影响以色列与后期外围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成本预期和成本支出。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阿拉伯世界以支持巴勒斯坦和反对以色列的示威为借口，表达了各种公众的不满，而实际上与人们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局势感到非常愤怒和失望联系起来。有学者认为，巴勒斯坦事业始终是一个阀门，通过它公众向以色列释放一些情绪和愤怒，而不是继续施加压力。事实上，十多年前“阿拉伯之春”的抗议精神并未消亡，新的民众起义仍可能对该地区政权的合法性产生影响，从而为正常化范式和相关战略计算的问题提供预警指标。因此，接下来任何想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不得不考虑国内民众和团体强烈抵制带来的高风险，尽管此类问题都不太可能导致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方向发生逆转，但加沙战争似乎改变了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或正在追求关系正常化的海湾国家的前景和外部界限。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与以色列建立热情、全面接触关系的前景正在缩小，潜在成本也在上升。这种情况甚至不仅仅局限在海湾国家，全球南方将表现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声援，欧洲可能会开始批评以色列的军事过激行为，而美国国内的辩论将加剧，从而破坏以色列长期以来享有的两党支持。这场冲突蔓延到整个地区的可能性可能会引发全球关于与以色列结盟成本的辩论。最后，“外围战略”是一种短期的实用主义战略，长期来看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结构性安全困境。以色列同大部分新外围国家加强联系的过程是在尝试解决核心问题的背景下发生的，并在奥斯陆进程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双方的关系更加公开。然而以色列很少成功地将这些短暂的合作关系转变为更持久的伙伴关系，核心问题层面的爆发经常且迅速地破坏“外围战略”。由于交易利益驱动外交政策，部分学者认为合作本质上是短暂的，与其说是一个正式联盟体系，不如说是一组临时的伙伴关系。这里以土耳其为例，有学者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土耳其—以色列关系发展或恶化的结构性变量之一。事实证明，2008年的铸铅行动和随后发生的2009年达沃斯论坛危机以及2010年“马尔马拉号事件”（Mavi Marmara）被视为严重破坏了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稳定。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批评以色列的言论再次动摇了近年来两国重建关系的努力。在缺乏行为体间政治互信的秩序变动地区政治环境下，在众多动荡的不确定因素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存在威胁。很大程度上以色列“外围战略”的构想与实施就是基于共同威胁的视角。在传统“外围战略”的构想中，以色列领导人将其置于全球冷战背景之下，计划在愿意削弱该地区苏联影响的西方大国支持下，建立能够平衡阿拉伯国家的稳固联盟，对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共同反对，成为以色列同核心区少数民族、内边缘区南北三角、以及外边缘区国家得以建立合作乃至亲密关系的基础。1973~1983年十年间，伴随着威胁核心主导国家埃及的和平条约和外围支柱伊朗政权的倒塌，经典“外围战略”走向衰落。“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最初几年里，中东地区动荡不安，埃及穆兄会、“圣战”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激进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加剧了以色列的担忧，被意识形态“敌意圈”包围的恐惧达到顶峰。与此同时，以色列的传统对手伊朗、某种程度上渐行渐远的土耳其地区影响力上升。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外围战略”得以复归，只不过外围地理不再是明确限定的特定领土，而是一个松散的基于地理的政治隐喻。以色列新的“外围战略”从中东延伸到非洲、东地中海和中亚，为其拓展了新的战略深度。有学者认为，以色列和俄罗斯、新兴大国中国、印度以及南美洲国家的互动都应该涵括在新“外围战略”考量范畴。新旧“外围战略”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化性，背后的内在逻辑在于：一方面，以色列和威胁对象的权力位势发生转移，后者造成的威胁减弱，因此合作过程和内容更加开放、多元，且经济要素突出。另一方面，以色列在不断建构威胁感知的过程中，形成“威胁例外主义”意象，影响其对不断变化新威胁的建构，即便由最初的生存威胁过渡到当下分散的多重威胁，其依然选择模仿曾经的战略思维与路径。这两大逻辑路径反映了以色列平衡威胁的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共同作用于“外围战略”的复归过程。然而，新“外围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的基础上，而也正是巴勒斯坦问题导致以色列最开始寻求外围联盟。新旧“外围战略”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以色列精英对国家集体身份、威胁感知、其在中东的地位以及与周边国家互动所持有的相同核心信念。这些概念主要由巴勒斯坦问题所塑造，巴勒斯坦问题继续影响着阿拉伯的公众舆论以及以色列的身份建构和政治话语。因此，与外围国家单独达成双边和平协议不是以色列寻求中东和平共处的最终目标，“外围战略”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以色列的地区孤立问题，以色列寻求外围关系的积极外交同样不能取代促进和平进程的努力。不解决核心问题只会推迟悲剧的重演，但却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因为未来永远无法完全埋葬过去。作者 | 章远，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肖秀女，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21级博士研究生。
出处 |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4期。
排版 | 郑亚欣
审核 | 毛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