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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禁”的后果往往却是相反的宣传

黄裳 少数派文选 2022-08-23


黄裳(1919—2012),原名容鼎昌,当代作家、记者、藏书家


“那种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谈禁书
文|黄裳


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算是人生一乐。我想这是说得不错的。要选一个下雪天,还得是晚上,外加关门上锁。这样的典型环境实在刻画得好,没有切身体会,怕是万万想不出的。


因此读禁书也就被赋予了一重浓重的神秘色彩,寥寥七字,包含的内容实在丰富得很。


溯本穷源,发明了禁书的手段,并严格付诸实施的还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帝。这以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继起无人。虽然提起“图籍之厄”,烧书的事确曾不断发生,但那大都是战乱之间不问青红皂白一把火通通烧光,与赢政的有目的、有纲领、有明确规定而且著之律令的焚书还是不能同日而语。


禁书与文字狱发生关系,较早、也较著名的是宋代苏轼的“乌台诗狱”。清代的张秋水有《眉山诗案广证》,就是专论此案的。张鉴的《冬青馆集》里收有许多有关南明史事的论文,他生于嘉、道之间,正当清代中叶文字狱盛行之后,他的特别关心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命运,应该不是没有缘故的。


清代的乾隆皇帝,确是遥遥继承了秦始皇的传统,并后来居上的。论手段、论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单是“禁毁书目”就先后修了几次,成书若干册。“禁书”成为一种通行的术语,也就从这时开始。


不过有清一代,人们明明知道这一客观存在,但口中、笔下却谁也不敢提。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旧书店的商人才公然堂皇地把禁书字样标在书目上,同时售价也就相应飞快地提高,终于在有些图书馆的目录上也逐渐露面,做为审定“善本”的一种根据了。


为了习惯与方便,这里谈到禁书,也姑且以此为限断。


“禁书”虽然已经成为宝贝,但我居然也先后得到过若干种。这就使我悟出,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也不论他们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

唐末的词人韦庄,写过一篇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诗中涉及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时的一些情况,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句子。韦庄自己后来觉得不大好,“公卿”们看了自然不舒服,新朝的头目也不会喜欢的,因此就自行“抽毁”,从《浣花集》中删去,还给家属留下了禁令。


这以后一千多年中人们都无法看到这篇著名的作品。不料终于从敦煌的石洞里发现了那抄本,而且有三卷之多。韦庄用心良苦的安排终于还是无效。那原因就是很有一些读者喜欢它,作品还是被传抄、保存下来了。


韦庄后来虽然贵为蜀相,他到底只是一个个人,与能动用国家机器,在全国范围内搜查禁毁的皇帝是不能相比的。不过皇帝又怎样呢?事实证明,成绩也并不理想。不过两百年,清代禁毁的一些作品,也还是陆续出现了,并没有禁得一干二净。那原因也并不两样,也是得到了人民保护的结果。
  


《 读书堂诗集》,(清 )汪景祺著


近三十年前,我看到过从浙江绍兴梅市流出的一些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这是一批由祁氏子孙深藏密锁了三百多年的先世著述。大半是抄本与稿本。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禁毁的条件的。经过清初的残酷镇压,祁氏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但还是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保存下了这些著作。事实本身就是极为悲壮的。
  

这批书中有一部祁承的《澹生堂集》,是崇祯刻本,在禁书目中是有著录的。仔细一看,凡是集中“奴”、“虏”、“酋”……等字,都已用浓墨仔细地涂去了。同时我还看到一部清初抄本的《澹生堂诗文钞》,是祁氏子孙选抄待刻的稿本。原书中那些涂掉的地方,都经过细密的修改。这些工作,想来都是在“雪夜闭门”的情况下进行的吧?

后来在苏州又得到过一部刻于崇祯甲申(也就是典型的弘光刻本)的钱栴撰《城守筹略》,则是南明政府官员为了抵御“北虏”南下而提出的作战方略。奇怪的是这样的书,禁书目中也并未收入。可见清初统治者花了如许气力搜索、审查,工作也还是粗疏得很。原书卷一第一页的书名和作者名字都被什么人撕去了,撕得很马虎,卷一以下都还好好地保留着书名和撰人。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藏书者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搜查,他所藏的这种违碍书又很多,在惶急中只能这样马虎地处理一下的吧?那时代可能就在钱栴被捕杀头的前后。

我还有一部清初刻的《新乐府》,是吴炎、潘圣樟(潘耒的哥哥)的作品。这两位都是在庄史之狱中被杀头的。书前的作者姓氏也同样被撕去了。这样的残迹,好象意在提醒后来的读者,书册曾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才终于保存下来,好象直到今天也还能隐隐嗅到血腥气。以文献论,是非常可贵的。
  

提到庄氏史狱,就不能不联想到偶然得到的一册稿本,《私史纪事》(这是经过修改的,那原题是《史祸纪事本末》)。这可是一册很有价值的稿本。作者是范骧,与陆丽京等三人都受到“庄史”的牵连。他们大概都曾为此书写过序或曾列名参校。案发以后一起被逮,被押解到北京刑部听审,后来总算放还了。这书详细回忆记录了起解途中,下狱审讯……以及如何打点营救,被释还家的全过程。


浙江离开北京有一千多里,天气又是严冬,范骧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的身份是逆案的“钦犯”,在押解兵丁的驱赶下赶路,后来到了刑部狱中,前后半年光景,过的是怎样非人的生活,都有十分动人的描绘。不只是文字狱的珍贵史料,作为社会风俗史,这也是难得的原始纪录。


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这本回忆录记下了三位老人在遇祸以后,彼此间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猜疑和互相责难。在书册的上端,有陆丽京的后人属名“宗楷”的墨笔批注,都是驳斥范骧、为丽京辨诬的。他们被释放归以后,不用说,家都已破了,陆丽京的结末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看来与这种纠葛是不无关系的。


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在明遗民内部散布的矛盾……,这一切都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的。
  

《读书堂诗集》,原刻的黑格纸,精抄,无疑是康熙中的清写稿本,不题撰人也没有分卷,后面还有许多空白页,可证尚未编定。这是钱塘汪无己的诗集,无意中得之市肆,也是一种当然必禁而不见于禁书目的异书。无己名日棋,后改名景棋,是钱塘汪东山(霜)的儿子。此集所收都是少年时的作品,后来他投入年(羹尧)幕,因《西征随笔》一书获罪,“律以大逆不道立决枭示”。《西征随笔》的原件后来在故宫里发现,曾经有过新印本。作者是有才华的,笔记中有些纪事的篇章,其实是很好的短篇小说,此外也有一些揭露官场丑行的纪事。


我读过以后始终未能发现获得如此大罪的根由。其实汪景棋最大的过错是成为年羹尧的亲信。当时议政大臣所定年羹尧的“大逆罪”的第三条就是“汪景棋《西征随笔》,见者发指。羹尧亦云曾经看过,视为泛常,不行参奏。”后来查嗣庭文字狱发,雍正在“上谕”中还念念不忘于景棋,“去年正法之汪景棋,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


雍正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和他的继承人乾隆之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媲美。他写起“上谕”来,往往下笔万言,反复声说,终于使臣民陷入五里雾中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而后已。他运用种种奇怪的逻辑,惊人的捏造,将他所选中的对象一个个罗织入文网之中,又一个个杀掉,还要罪及妻孥亲属朋友和简直毫不相干的人。雍正是清代文字狱事业的奠基者,他提供了整套的纲领、理论和实践范例。可惜他的统治只沿续了十三年,剩下的工作不得不由乾隆来最后完成。
  

据《永宪录》记,汪景祺“伏诛”以后,妻子照例要“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景棋之妻,巨室女也。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躃匍匐而渡。见者伤之。”简单的几句话,写尽了一场阴森的闹剧的阴冷凄凉的结末。
  

汪景棋的《读书堂诗集》不过是少作,并无可观,全书充斥着封建文士无聊生活的描绘,但书前却有七八通诗序,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家。除了朱彝尊、韩菼,现在已经记不起还有谁了。我曾经查过这些作者的文集,发现没有一篇序是保留下来的。这是难怪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卷二十,还保留了与景棋在西湖“夜泛”的五首诗。这是因为朱集刊成在景棋获罪之先。但后印的本躃子,“日祺”两字就已经削去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集卷二十三“喜春宫再建”诗,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废太子以后,重印时也削去了。


一个作者的文集,由于政治情况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印本就会有不同的面貌。这就是藏书家重视初印本的理由之一,也是判断重印时期的重要根据,也算是板本目录之学的一点小小的知识。
  


上面随意想到的几个例子,几乎无一不是清初文网的漏网之鱼,这就说明,尽管皇帝雷厉风行,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来抓,效果还是很不理想的。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和中枢的文化官员实在值得同情,他们担着身家性命的干系,一字字地读着汗牛充栋的书本,又实在捉摸不透皇帝老倌的定案标准,他们的为难是可以想见的。


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野史氏曰”以下的一节是: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象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但仅此一节,难道就不该劈板禁毁、追究作者吗?可惜的是乾隆一伙竟自轻轻地放过了。
  

乾隆肚皮里的标准,捉摸起来是困难的,但只要翻翻“文字狱档”,就可以约略知道那大概。不是连测字先生的方法都已采用了么?又还有什么标准可言?其实这也正是一种标准。运用之妙,也未必全出自“圣心独断”,大小臣工的努力也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皇帝也自有他的聪明,早已发现这样蛮干下去不是事了,必须转变作风,采取新的积极措施。这就是《四库全书》产生的背景。聚集群书,暗暗改削,写成“正本”,颁示天下。既得“稽古右文”之美名,又收统一思想之实效。确是一条好计。


但这也并非乾隆自己的发明创造,列祖列宗早已有见及此并付之实施了。入关以后首先为崇祯帝治丧;康熙下江南专程去孝陵致祭,他写的“治隆唐宋”的“御碑”,到今天也还完好无恙。已死的明臣给以美谥,尚存的就用“博学鸿词”的办法招徕。这原是一整套政策的两个侧面。不懂这一手,是不能理解禁书的全部奥妙的。


禁书是一种历史现象,非常丑恶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物的,但后来出现了,在某些时候还颇行时。我相信,它终究是要消灭的。前些时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我自己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的。当然,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只要具有健康、正常的头脑的人,我想都应该赞成并努力创造条件把禁区彻底打破,并最终消灭这一丑恶历史痕记的吧。那种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神农”尝百草,在他心目中本来就没有禁区。后来发现了毒药,他也只是向人们提出警告,同时写入本草,研究利用。他设了“禁区”然后又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了“禁区”。假使一开始“神农”就是满眼“毒草”,不敢触动,科学的本草学、药物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马列主义曾是“禁区”里的“禁书”。多少人如饥似渴地“雪夜闭门”读之,后来终于诞生了新中国。“禁”的后果往往却是相反的宣传,这是反动派所不及料的。


这些事过去了还不算太久,大概我们总多少还有些印象吧。

一九七九、十一、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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