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强 | 华戎所交一都会 千年敦煌史之旅——刘进宝《丝绸之路敦煌研究》读后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1期

夏国强

2010年暮春，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西子湖畔召开，而2011年的春季，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又举办了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仿佛预示着敦煌学研究春天的开始。在此时阅读刘进宝先生的《丝绸之路敦煌研究》[1]这样一本著作（以下简称《研究》），把敦煌文化的千年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恰是敦煌学术史的总结，也是一个新的开端。

本书作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且是国内第一部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大型学术著作丛书《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20卷）的一种，有其深厚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刘进宝先生凭借他在敦煌学研究上的深厚功底，以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为侧重点，呈现了敦煌学在“丝绸之路”研究中的精深广博之处。全书分为三编，分别从敦煌的历史地位、敦煌的艺术和文献、敦煌学研究三个角度对敦煌学进行述评，洋洋60余万字，资料详备之余间出己意，足以津逮来学。书末附有敦煌地区大事记，可备参考。除此之外，书中配有丰富的图片和大量的传世文献、敦煌文书研究资料介绍，对有志于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士而言，可以按图索骥，一目了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敦煌研究集成之作。

笔者在学习全书的过程中，有一些感想和体会，兹录如下，以供其他读者参考：

其一，《研究》视野广阔，把敦煌地区置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之中，以史学和文献学为纲要，其他学科为辅助，分合有序，条目清晰。所构建的上中下三编，分别阐述了敦煌地区自上古至清代的历史文化沿革、敦煌艺术作品及文献资料的概貌，敦煌学研究历史回顾及展望，展现了敦煌研究的全貌。每编侧重又有不同：上编敦煌的历史地位中不仅描述了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对敦煌的经营和管理，还将丝绸之路变迁史、敦煌莫高窟艺术简史、敦煌地区以佛教为主的宗教简史贯穿其间。既在宏观上揭示了敦煌大历史发展的脉络，又在微观上突出各时期的不同特征。这种编排正如作者《后记》所言：“突出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第487页）

中编把艺术与文献并为一编，通过文字记载的文献和形象展示的艺术来体现敦煌文化的魅力，本编有十六章的篇幅，几占全书二分之一，内容庞大而不显杂乱。编内又分成敦煌艺术（八至十一章）、敦煌文献发现和流散史（十二至十七章）、敦煌文献史料（十三至二十三章）三部分，由视觉感受至文本思想传递，描绘了敦煌文献及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和发展进程。在内容上也很有特点：如第二十章寺院生活的真实写照（第274页），以佛教寺院收入方式之一——“唱衣”为切入点，探讨由“唱衣”活动所展现出的敦煌僧侣的财产分配（第281页）、账务管理（第284页）、佛事活动（第286页）、教团组织形式和与地方政权管理模式（第288页）等情况，据此来窥知敦煌佛教寺院日常生活概貌，是用敦煌文献解决经济史问题的典型范例。又如本书在介绍敦煌莫高窟壁画、彩塑艺术的同时，还辟有专章阐述敦煌的建筑艺术（第146页），与其他敦煌历史文化书籍有所不同，其范围并不囿于莫高窟的石窟建筑，而将观察视角内外拓展，外至莫高窟周边的佛塔、墓塔等建筑实体，内则涉及莫高窟壁画中的殿堂、宅邸、塔、城楼等建筑形象，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全面和具象。下编以敦煌学研究史为重点，作者在1985年即出版过《敦煌学论目录（1909—1983）》，又于1991年、2002年分别出版过《敦煌学述论》及《敦煌学通论》，是阐述百年敦煌学研究历史的坚实基础。本编所述包括上启1909年，下至2009年中国（包括港台地区）以及法国、日本、英国、俄罗斯、韩国、美国等国家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涵括文献整理、艺术史、宗教史、科技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并且详细介绍了近年来敦煌学国际合作和国际会议研讨的状况（第446～448页）。尽引导之功，以嘉后来。

其二，作为一部敦煌研究述论的著作，《研究》大量征引敦煌文书，揭示了敦煌文献在各研究领域的文献史料价值。如根据敦煌文书来探求吐蕃占领时期推行的管理制度（第256页）；弥补唐代瓜、沙、西、伊州等地方志研究空白（第258页）；针对景教、摩尼教、火祆教的敦煌文书典籍进行对比和补充研究（第265～273页）；利用敦煌文书中的州县官方文书和文献典籍加以对比，藉此研究唐代地方公文的处理程式（第291页）等。再如，利用敦煌文学史料和科技史料来展现唐代敦煌的文化和技术水平（第303、338页）。

此外，由于传世文献中中晚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史料相对缺乏，而利用敦煌的官私文书正可验证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这些文书来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没有经过史家加工取舍，是第一手的实证资料。作者充分认识到敦煌文书的价值以及利用敦煌文书进行研究的优势，在上编敦煌的历史地位当中，多次使用敦煌文书或引介其他著名学者利用敦煌文书的考证成果进行社会经济史考证，如以敦煌文书中的户籍残卷考证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地区以“部落——将”制代替唐代“乡里”管理制度（第62～63页），通过雇工契约和借贷账目等社会经济文书中出现的基层管理单位名称来考证归义军时期的乡里制度重建情况（第82～84页）等。这些考证使全书的论述基础坚牢，昭然可信。

其三，《研究》所涉及的各种历史事件、历史地名、社会经济状况，都经过严谨的考证，反映出作者求实的治学态度。如在描述“秦汉时期的敦煌”时，对《汉书·霍去病传》：“率戎士逾乌盭”中“乌盭”即“乌逆水”的补正（第16页）；汉代烽燧制度的说明（第26页）等。再如“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中，以敦煌文书“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题记中的祈祷文来说明唐代敦煌佛教信仰中，也存在对其他民间神祇实用主义的告拜（第95～96页）。

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者都在详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分析判断：能确立的，详为考述，加以界定，如“土地庙文书”不是“敦煌藏经洞文书”的一部分，但仍是敦煌遗书的一部分（第154～158页）；不可遽定的，条列观点，以待新材料的证明，如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第160～166页），作者详细列出五种说法，同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本书的观点颇为可信。

其四，《研究》非常注意吸收总述前人研究成果，同时也有作者的很多见解，这些看法涉及的研究领域较为广阔，但都以实证说话，结论令人信服。如唐代前期的土地买卖，国家干预政策很多，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所颁《禁买卖口分永业田诏》：“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不许买卖典贴。如闻尚未能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2]就明令禁止买卖田产。而中唐以后，国家开始放开对土地所有权转移的管理，承认私契在土地买卖中的合法地位，这一情况，史籍文献记载不多。作者通过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土地买卖文书的整理研究，得出在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土地私自买卖已经为社会所公认（第86～88页），这些文书是唐代“据地征税”的“两税法”政策贯穿至晚唐五代的明证，折射出土地国有转向土地私有制的历史轨迹。在使用文书考证的过程中，作者还非常注意文书的释读工作，如对“不办承料”、“地子”等晚唐五代的授田、赋税术语的解读（第87～89页）。如果没有对这些术语的准确认识，就很难据此考据出真实的历史状况。

又如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说法不同：有以1900年王道士发现敦煌文书为起点；以1904年，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笔记所记汪宗翰所赠敦煌文书为起点；以1907年斯坦因来敦煌藏经洞带走第一批敦煌文书为起点；以1909年罗振玉等公开第一批敦煌文书为起点。作者以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研究资料、一定的研究规模以及对继续研究的引导三个条件为原则，列举1909年所发生的关于敦煌文献研究的学术事件，发现此年敦煌文献研究已经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且研究著作也有体系化趋势，故此，虽然1909年前我国学者对敦煌已有先期关注和研究，但仍以1909年作为敦煌学的起点较为妥当（第351～352页），立论有据，言之成理。

再如唐代政治史上的玄武门之变，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所载，唐太宗李世民率八百勇士埋伏在玄武门，成为玄武门之变的主力军。这一行动不得到玄武门守将的帮助，几无可能，而在史书中，并无详细描写，遂成疑案。作者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李义府所撰《常何墓碑》（P.2640），正好记载了其时玄武门守将常何的生平事迹，因其既跟随过李世民，又跟随过太子李建成，所以李建成以其为旧部而不防范，李世民以其为属下加以收买（第253～254页）。在这一形式下，才形成了玄武门之变的格局。这些记录在“墓碑”中都有详细记载，凭此进行考证，使此疑惑涣然冰释，其结论对于研究唐代政治史是很有帮助的。

其五，《研究》很注重对文献的量化分析，在对敦煌文书和考古资料的利用和介绍中，常有准确的数字描述和分析，为我们的阅读带来很多直观感受。如对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考古发现描写，对周边地形以及目前的状况都用数字加以说明（第122～123页）。又如对曹氏归义军时期民户土地的分析，援引P.3236号《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列举纳布人79人，其中土地达百亩以上者17人，土地70亩以上约10人。说明了曹氏归义军时期，民户私田规模的扩大（第86页），通过量化分析很好地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清晰明了，很值得借鉴和学习。不过，作者如能使用图表来描绘这一过程，就更为易读了。

总之，《丝绸之路敦煌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由敦煌文书、传世文献、中外学者著述、考古工作者和考察者足迹所构成的敦煌历史长卷，是对敦煌这一“华戎所交”都会的全貌概览和图文注解，其意义自不待言。如能将有关的文献和著作列成索引，则更便于查考研读，惠泽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