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及资本主义的心理根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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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的成见并不局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不过在美国，要比在欧洲表现得更普遍、更严重。要解释这一实在令人惊异的事实，我们必须研究我们叫做“上流社会”、法国人叫做le monde的东西。在欧洲，“社交界”包括社会领域中的卓越人士。国务活动家、议会领袖、政府各部门领导人，重要报刊的出版人和编辑，著名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工程师、律师和医生，以及杰出的商人、贵族和名门望族的后裔，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上流社会。他们在宴会和（午后）茶会中、在慈善捐款活动和义卖场上、在首场演出和艺术展览开幕式上，总能彼此碰见；他们去同样的几家餐馆、酒店和度假胜地。他们相遇的时候，以谈论思想问题为乐。这种社会交际活动模式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在巴黎的沙龙中盛极一时，随后被西欧和中欧各大城市的“社交界”所效仿。新观念和新思想在影响更广大的民众之前，先在这些社交聚会中交流碰撞。如果我们不分析“社交界”对文学艺术界重要人物所产生的鼓励或阻碍作用，我们就没有办法研究19世纪的美术和文学史。欧洲的社交界大门对在任一领域中出人头地的人都敞开着。具有贵族血统和巨额财富的人，的确比拥有一定财富的普通人更容易进入社交圈子，但是，财富和头衔都不能赋予某个人以地位和特权，这些东西只属于那些本人超凡出众之士。巴黎沙龙中的明星人物不是百万富翁，而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知识分子在唱主角，而其他附庸风雅的人也对思想观念问题也不乏兴致。
美国是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社交界的。美国人所说的“上流社会”一般只指那些最富裕的家族。最成功的商人与我国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之间的交往少之又少。那些被列入社会名人录中的人物，不会跟决定着国家未来、塑造着公共舆论的人士和观念上的先锋人士在社交场合相会。很多“上流社会人士”对书籍和观念没有任何兴致。他们碰头的时候，如果不是玩牌，就是闲聊人家的是非；他们说的更多的是体育，而不是文化问题。而即使其中有些人并不反感读书，他也从来不会觉得有必要跟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之流的人物交往。在“上流社会”与知识分子中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可以对这种现象作出历史学的解释，不过不管如何解释，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本身，也不能消除或者缓解知识分子面对“上流社会”成员那种轻蔑态度而产生的怨恨情绪。美国作家或科学家总是倾向于认为，有钱的商人是野蛮人，是一门心思赚钱的怪物。教授们鄙视本校校友，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大学的足球队，而不他的学术成就。如果他得知，足球队教练的薪水比著名哲学教授的工资还高，他就觉得受到了屈辱。从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的科研人员，则憎恨那些只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金钱价值感兴趣的商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美国大量从事研究工作的物理学家都同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我们也看到，由于对经济学的无知，大学里的经济学教师也反对他们轻蔑地称之为利润制度的资本主义。我们也不应该指望他们会有别的态度。如果一个群体把自己与其他人隔绝起来，尤其是与其知识思想领袖隔绝起来，比如像美国“上流人士”那样，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被他们排斥在外的其他群体充满敌意的批评的靶子。美国富人所奉行的排他主义，已经使他们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弃儿。他们可以为他们的超凡出众而自我陶醉。但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疏离心态，已经使他们陷入孤立状态，并激起了社会的仇视，促使知识分子热衷于反资本主义的政策。白领工人除了受绝大多数人都共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普遍憎恨的困扰之外，还有本阶层特有的两大烦恼折磨着他们。
他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前与纸面上的文字、数字打交道，他总是容易过高地估计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他跟老板一样，在撰写报告，阅读其他人写的报告，与他人直接谈话或者通过电话交谈。他自负地认为自己属于企业管理精英，他认为自己干的事跟老板干的事差不多。作为“脑力劳动者”，他对双手结茧、浑身油污的体力劳动者不屑一顾。让他惊奇的是，就是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不少人拿的钱比他还多，也比他更受人敬重。他觉得这可真是奇耻大辱，资本主义没有按照他的“智力”劳动的“真正”价值对他作出正确评价，反而对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家伙从事的简单乏味的劳动青睐有加。
在这种关于办公室工作和体力劳动的价值的陈腐观念影响下，白领工人不屑于根据局势作出更现实的判断。他没有看出，他自己的文案工作仅仅是完成日常事务，只需要简单的训练就足以应付，而他所嫉妒的“行家”，则是具有高度技能的技师和技术人员，他们知道如何操作现代工业生产中使用的种种复杂精细的机器设备。正是对现实的那种完全错误的理解，暴露了文案人员缺乏洞察力和理性思考能力。另一方面，文案工作者跟专业人员每天都与比他们更成功的人士打交道，这也给他们凭添了一层苦恼。他看到，跟他水平相当的同事已经爬到了管理阶层，而他却仍然留在最底层。就在昨天，保罗跟他还在一个级别，今天，保罗却成了重要人物，地位要高，待遇也更好。而在他看来，保罗样样都不如他。他当然就会得出结论，保罗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成就，靠的就是玩弄那些卑劣的阴谋和手腕，只有在这种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面，这一套才吃得开，难怪所有的书刊报纸、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在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是所有祸害和不幸的根源。文案人员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自己的低级工作也是企业家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跟他们的老板干的事没多大区别。这种毫无根据的想法可以从列宁在他最流行的文章中所提出的“控制生产和分配”的设想中看到最经典的表述。列宁本人和他的革命同志从来不了解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他们也从来不想了解这一点。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了解，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们都是些职业革命家，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党的经费，其中有的是自愿捐助的，有的则是来自强制——被迫——捐献和党费，有的是通过暴力“剥夺”得到的。不过，在1917年前，当他们流亡西欧、中欧之时，有些同志偶尔曾经在企业中从事过低级的日常文案工作。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经验，他们不得不填写表格、抄写信件、在账本中填写数字、把文件归档，这些经验，就是列宁关于企业活动所能得到的全部信息。列宁正确地区分了两类不同的工作，一边是企业家的活动，另一边是“受过科学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农艺师等人”的工作。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属于命令执行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要遵守资本家的命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则将服从“武装的工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功能则是不同的：在列宁看来，他们的功能是“控制劳动和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那么，企业家和资本家的任务实际上就是确定，如何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即决定应该生产什么，生产东西，质量如何。但列宁所说的“控制”却并不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意识到，在我们可以设想出的任何社会组织体系中，管理生产活动所必然面临的难题：生产要素必然的稀缺性，进行生产的未来环境必然的不确定性，必须得从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法中挑选出适合实现自己目标的技术，而这一目标本身也是选择出来的，它对其他目标的实现构成的阻力最小——也就是说，必须挑选出生产成本最低的技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而列宁从他的那些偶尔在企业办公室干过的同志们的故事中所了解的关于企业的知识就是，企业需要大量的文牍、抄写和计算工作。于是，他宣称，“计算和控制”是组织和和正确管理社会所必需的最重要的东西。他接着又写道，“计算和控制”已经“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因而，他们已经成了监督、抄抄写写、开发票等非常简单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能读、会写、懂得算术四则运算，就可以应付得了。”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充斥在踌躇满志的文案人员心灵中的哲学。
在不受外部力量干预之骚扰的市场上，把生产要素的控制权集中到最有效率的人士手中的过程，从来就没有停过。只要某个人或某个企业开始松懈，不能以最佳的方式满足消费者那些还没有被恰当满足的最迫切需求，靠从前的努力成功地积累起来的那些财富就会开始消散。这种财富的消散过程通常是商人还在人世但其上进心、精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由于年龄、疲劳和病痛的影响而减退的时候，在他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的能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更常见的情形是，他的子孙后代的好逸恶劳很快会将遗产挥霍一空。假如这些懒惰、没有热情的后裔，并没有沦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尽管自己很无能，却仍然是有钱人，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财富归功于具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制度和政治措施。他们当了市场的逃兵，因为在市场中，除了每天都与他人、与已经存在的企业，与“小本经营”的新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以不断获取新财产之外，是没有办法保住已经获得的财富的。于是，他们购买政府债券，躲到政府的卵翼之下，政府已经许诺保护他们不受市场中的危险的冲击，而在市场中，没有效率就会遭到惩罚。
不过，也有一些家族，连续好几代都具有取得企业经营成功所需要的突出才能。有一、两个儿子、孙子甚至重孙子的才能跟其祖先不相上下甚至更厉害。于是，祖传的财富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当然不很常见。这种情况不仅因其罕见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做大祖传的企业，从而赢得了双重的敬重，人们对他们的祖先的敬重，及对他们本人的敬重。人们忽视了身份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分，有时将他们称为“贵族”（patrician），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具有个人教养、高雅的品味和优美的举止，又具有努力工作的商人的技巧和勤奋。他们中有些人属于全国甚至全球最富裕的企业家。正是所谓的世家中极少数最富裕的人士的情形，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剖析，以解释某种在现代反资本主义的宣传和阴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现象。即使在这些非常幸运的家族，成功打理生意所需要的素质也是不可能代代相传的。通常，每一代人中，也就有一个、最多有两个人具有这种素质。因此，家族的财富和家族企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关键，就系于将管理大权交给这一两个人，而家族其他成员则要被降格到只能享受自己所应获得的那个份额的地位。选择这种制度安排的方式由于各国和地方法律规定的不同而各有区别。不过其结果则总是一样的。要通过种种办法把家族成员划分为两类：一类可以参与家族事业管理，另一类则只能置身事外。
第二类人与我们称之为老板的第一类人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们通常是老板的兄弟、侄子、外甥，也可能是其姐妹，守寡的嫂子弟媳、侄女、外甥女等等。我们想把这第二类人统称为侄子。侄子的收入来自企业或公司。但他们自己对生意上的事一窍不通，对于企业家必须处理的那些问题一无所知。他们从小上的是时髦的寄宿学校和大学，那里的空气充斥着对于一门心思挣钱的傲慢的轻蔑。有些人把自己的时间消磨在夜总会和其他玩乐场所，博彩、赌博，大吃大喝，纵情声色。还有一些人则玩玩绘画、写作或其他艺术事业，当然都是半吊子水平。可以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荒废年华、百无一用的人物。这个侄子群体中一直有并且现在确实仍然有一些例外，他们中确实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远比他们征逐声色搞出来的丑闻更引人注目。很多最著名的作家、学者和政治家都是这种“无所事事的绅士”。由于不用汲汲于谋求令人痛苦的职业挣钱养家糊口，也不用非得投主流成见之所好，因此，他们成为新观念的先锋人士。另有一些人，尽管本人缺乏天分，但却成了艺术家的慷慨资助者；如果没有他们的财政资助和热烈喝彩，艺术家是不可能完成他们的开创性作品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有钱人在英国思想和政治演变过程的作用。19世纪法国的作家和艺术家所生活、并获得灵感的地方，就是Le monde，即“社交圈子”。不过，我们这里既不准备探讨花花公子们的罪恶，也不准备研究另一群有钱人的卓越成就。我们所讨论的仅仅是专门传播旨在摧毁市场经济的理论的那部分“侄子们”。很多侄子相信，他们受到了调整他们与老板和家族企业间财务关系的那种制度安排的伤害。不管这种安排是出于父亲或祖父的意志，还是他们自己签字认可的，反正他们觉得，他们得到的太少，而老板占有得太多。由于不熟悉企业和市场和性质，他们坚信——跟有些大思想家一样——资本可以自动地“生出利润”。他们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负责打理家族事业的这些成员应当挣得比他们多。他们觉得这没有道理。他们过于愚钝，根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财务报表和盈亏帐目，他们就总是怀疑老板的一举一动都包藏祸心，是在有意欺骗他们，剥夺他该得的遗产。总之，他们总是愤愤不平。毫不奇怪，老板对此大为光火。他们对自己成功地应对了政府和工会在企业发展道路上设置的障碍非常自豪，他们完全明白，如果没有他们的效率和热情，这个企业要么早就误入歧途，要么家族已经被迫将其出售了。他们相信，侄子们应当对他们的功劳公正一些；他们认为，侄子们的抱怨简直是厚颜无耻，令人不能容忍。老板和侄子们间的家族内讧本来只是家族成员内部的事。但是，如果侄子由于对老板恼羞成怒而加入到反资本主义阵营，为形形色色的“进步”事业提供财政资助，家族内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侄子狂热地支持罢工活动，哪怕是他们自己家族企业的罢工也支持[4]。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进步”杂志和很多“进步”报纸都完全依靠他们慷慨提供的资助运营。这些侄子们向所谓进步的大学、学院和从事“社会问题研究”的研究所捐款，也资助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政党活动。他们是“空谈社会主义者”（parlor socialists）和“阁楼布尔什维克”（penthouse Bolsheviks），他们在摧毁“阴暗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让很多人得到了可观的收入，他们渴望休闲娱乐。于是，人们涌入剧院。表演活动大赚其钱。最受欢迎的演员和剧作家能得到6位数的收入。他们生活在有男管家和游泳池的豪华大宅中。他们当然不是“缺衣少食的囚徒”。然而，世界著名的娱乐产业中心——好莱坞和百老汇，却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在这里的作家和演员中间，可以找到最狂热的苏联崇拜者。
人们曾经从各种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绝大多数解释都言之有理。不过，这些解释都没有触及驱使舞台和银幕上的明星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动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上的成功取决于至高无上的消费者对一个人的成绩的评估。不管是制造商所提供的服务，还是制片人、演员和剧作家提供的服务，概莫例外。而意识到这种依赖性后，表演行业中的人士比起向消费者供应物质服务的制造商来说更不自在。物质商品的制造商知道，他们的产品是由于具有某种特定的功能而被消费者购买的。他们可以理性地预期，只要公众还没有找到更好或更廉价的同类商品，就将继续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所满足的那些需求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大会改变的。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商品的市场状态是可以被聪明的企业家预测到的。他们可以相当自信地预见未来。
娱乐行业却截然不同了。人们之所以需要娱乐消遣，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沉闷。对于娱乐消遣而言，跟以前雷同，就是最乏味的了。娱乐产业的本质就是多样化。掏钱的人最期望得到的就是新东西，出人意料、让人惊喜的东西。他们的心思变幻无常，无人可以预料。他们鄙弃他们昨天还珍视的东西。因而，舞台上或银幕上的大腕们，总是担心公众的变幻莫测。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可能还很有钱，很著名，但到了明天，就可以被人遗忘。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命运完全取决于那些追逐快乐的大众的一时兴致。他总是焦虑不安，心神不宁。跟易卜生戏剧中的建筑师一样，他总是担心突然来个不认识的新手，一个更有活力的年轻人，抢走大家对他的注意力。显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些舞台明星们的烦恼。于是，他们就到处寻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们中有些人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解救他们。它不是一种可以让人人幸福的制度吗？最著名的人不都在宣称，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资本主义招致的，而共产主义则可以消灭这一切罪恶？他们自己不也都是辛勤劳动的人，是其他劳动人民的同志？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好莱坞和百老汇的那些共产主义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研究过任何社会主义作家的著作，恐怕也没有人认真地分析过市场经济。然而，恰恰因为无知，所以漂亮的姑娘们，舞蹈家和歌唱家，连环漫画、电影和歌曲的作者和出品人，才会形成一种奇怪的幻想，以为只要“剥削者”被剥夺了，他们特殊的不平、苦难就不复存在了。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应该为娱乐产业中的很多愚蠢、粗鄙的产品承担责任。对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强为辩解。不过值得记住的是，在美国，生产出这些无聊的戏剧和电影的人，恰好是那些最热烈地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要寻找法国文学批评大家泰纳（Taine）曾经高度重视的看似琐碎的历史事实恰可成为说明问题的权威资料，那么，他就不应忘了提一下，当今世界最著名的脱衣舞艺术家在美国的激进社会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选在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一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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