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称她为见义勇为英雄

对于一位同胞的死亡，我是觉得非常痛惜的。可能是因为官方通告文本的限制，在苏州发布的公告中，并没有详细描述胡友平女士见义勇为的具体细节和过程。对此日本NHK电视台倒是有相对来说更详细的报道。我看了日文原版并做如下翻译：

据日本NHK电视台的报道描述。6月24日16时许，苏州市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造成3人受伤，其中1人为中国籍，2人为日本籍，犯罪嫌疑人被迅速制服。中国籍伤者胡友平在阻止嫌疑人犯罪过程中受伤严重，经送医抢救无效于26日不幸离世。两名日籍人员中，1人在院治疗，无生命危险；另1人当日已出院。

据涉事日籍成年伤者陈述，犯罪嫌疑人行凶时，胡友平阻拦了犯罪嫌疑人并被刺伤倒地，涉事日籍成年伤者的儿子得以趁机躲开。 

现场目击者描述说，当时，胡友平先是拉住犯罪嫌疑人，又从身后抱住嫌疑人，嫌疑人反手将她刺伤，致其倒地后仍继续追刺时，随后被市民、途经司机和巡警制服在马路上。目击市民表示：“如果当时犯罪嫌疑人没有被拦住，将会有更多人受伤。”

我看了这则其实也不算太长的报道，有三点感想。

第一，从报道的行文上看，日媒先报道见义勇为的胡友平的情况，随后才陈述了两位自己的国民的伤势。这样的报道是比较符合新闻写作规范的，因为人的生命是平等而重要的，一个重伤者甚至死者的消息，不管她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显然更加值得尊重和报道。民族主义乃至本国国民更值得关切的重要性原则，在这个天则面前是需要往后排的。把胡友平女士的安危放在前面先说，这不仅仅是新闻规范，也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根本准则。

第二，胡友平女士的见义勇为在日本舆论场上受到了大量的感谢和赞誉，之前的日媒的相关报道下方有大量感谢她、并祝愿她早日康复的评论。抛去一些极个别的极端言论，对胡友平女士的称赞一时间居然盖过了对那位行凶者的惧怕与痛恨。

我觉得这种日本舆论场的这个现象，是值得那些闭着眼空谈仇日的人好好看一看的。苏州的这起案子中，行凶者的暴行确实有可能给两国关系蒙上阴影。但胡友平女士的义举如果能善加褒扬，也未必不会成为增进两国民众互相理解和友谊的契机。

死者已逝，关键是要看我们这些生者如何看待她的义举，不要让她的生命白白消逝，就是对她最好的告慰。

第三，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说，从旁观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胡友平女士在第一时间拉住并从身后抱住行凶者、以防止歹徒冲上校车去伤害那一车的儿童时，她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为这项义举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谁不会想到这名歹徒居然如此疯狂，不仅反手刺伤了阻拦他的胡女士，而且还在她倒地之后继续追刺，导致其最终死亡。

这个细节就让人殊堪玩味了，行凶者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进行这次暴行的呢？如果他如同某些为其行为辩护的无良网民所说的一般，是为了“杀日本人”，那么为何对那对日本人母子只是捅伤、更放弃了在阻拦者丧失行动能力后冲上校车的机会、却对阻拦他的胡女士进行追刺呢？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能解释他的这种行为，那就是哪怕所谓“民族主义”、“仇日”等情绪，也不过是他行凶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而已。这个垃圾人行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泄自己胸中的那种戾气，所以在暴行遭遇阻拦时会以更大的愤怒向阻拦者发泄。

因为任何一个这种垃圾人本质上都是心理上的巨婴，他们遵循的是婴儿的那种行为方式，会对所有阻拦其行为的人或事进行无差别攻击，而这种愤怒和攻击，其实无关“民族主义”这种尚且高端一些的情绪——哪怕你是同胞，挡了他的路，他也一样捅你。

由此我们再回看案件发生后一些无良网民的反应，你会发现他们在心态上与这位行凶者一样，有着浓烈“巨婴”感。有人将这个行凶者比作“英雄”，而把阻拦他行凶的胡女士骂为“汉奸”，甚至咒骂其“死了活该”。但实际上，案件发生的那一刻，无论行凶者还是胡女士，他们极可能都没有想那么多，行凶者追刺胡女士的时候，想的恐怕只是“反正老子豁出去了，就是要杀个痛快。”而胡女士那一刻想的，恐怕也只是一件事：尽责。

胡女士是一位校车引导员，由于校车在我国并不十分普遍，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职位的作用。这里普及一下，在日本等发达国家，校车引导员是专门负责处理与学生、司机和家长沟通接洽、并在校车发生非驾驶之外的状况，协助司机进行处理的这样一个职责。

实事求是地说，这职位的技术性并不那么强，但需要相当细心、耐心和责任心，真的把学生的安全放在心上。

而在胡女士拉住歹徒的那一刻，不管她是否做好了为此冒生命危险的觉悟，我们已经她尽了她的这个职位赋予她应尽的责任。甚至是一个有人性的人、一个女性在孩子受威胁时最本能的人性反应。这就足够可贵而伟大了。

现在有些无良网民编出一些歪理，说因为胡女士所服务的是日本人的校车，所以她就不应该这么认真尽责，不应该去阻拦那个行凶的歹徒。

我特别要提醒这种理论的持有者：你说的这种逻辑，是非常自取灭亡的。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只要一个人被扣上了某个种族、身份、阶层的帽子，所有他身边的人、与他进行交往的人，就可以跳出职业责任的藩篱，甚至跳出人之为人的藩篱，大放其动物性的光彩。

如果你认同这种理论，那我劝你以后不要和任何人发生协作，最好像鲁滨逊一样到一个封闭孤立的荒岛上过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因为“帽子”这玩意儿实在是太好找了，你可能不是日本人，遇到类似事件也不会帮日本人，但你开没开日本车、用没用日本的产品呢？用了你就有可能是“汉奸”啊！而一旦你被划定为汉奸，遵照这个逻辑体系，和你接触的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履行他的职业甚至人之为人的职责，幼儿园老师可以任你的孩子被欺负，装修公司可以给你偷工减料，甚至你出去下顿馆子，也要提防厨师给你下毒。毕竟被抓住了他也可以自辩：“他是汉奸，我是为民除害”么。

所以在一个以帽子而非职业和做人底线作为标准的社会逻辑当中，任何人都是无法被相信的，也没有任何人不会成为某一顶帽子的受害者，而最终的结论将是，社会协作无法达成。而没有社会协作，也就将没有经济的发展与生活的富足。

从这个角度看去，你更可以理解胡友平女士所做的难能可贵——就像前文所说的，可能她在拉住那位歹徒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别的事情，更没有为此付出生命的觉悟。但她能一视同仁地珍视所有人命，尤其是孩子，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足够了。我觉得，这份人性与尽责，恰恰是一个良善社会维持平稳的进步与发展，最不可或缺的品质。

苏州此次将胡友平女士拟评为“见义勇为模范”，体现了鼓励正义的正能量态度，但我觉得不妨再升高一格，把“见义勇为英雄”的称号发给她，对于一位为了保护一车孩子而献出自己生命的女性，这样的评价同样是值得的。

如果你想抵制戾气，

那就请褒扬善良。

愿胡女士的牺牲有意义，

愿我们的呼吁有回响。

全文完

本文3000字，说了新号不写时事，但我觉得这件事，值得写一篇。感谢读完，为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