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潮与改革开放
上世纪50至80年代，有上百万大陆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有人说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史称“大逃港”。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历时22年采访100余名相关人物，收集大量一手资料，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逃亡潮大概有四次，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1979年，逃港者来自各个阶层、全国各地，但主要来自广东省，超过两百万人尝试偷渡，成功抵达香港的也超过一百万人。陈秉安先生研究认为，导致内地居民大规模逃亡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当年大陆搞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而1957年反右倾、1965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对知识分子等民众的伤害亦让人们无法忍受。人们只好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亡“自由世界”。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1978年－1979年，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感到很难受，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新发问题多，临时变化快，领导干部在执行组织决定的过程中，要不怕繁难，深入一线，随时掌握新情况、新动向，保证应对及时得当。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11月份，全省下降到只有近百人偷渡。
聂励||中英两国关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交涉（1949—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