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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上的人物 日本篇

2017-07-21 峰哥 历史之瞳

前言

纸币印什么样的人物,是一个国家价值观的某种体现。见微知著,既可以看到着国家的过去,也预示着国家的未来。


现在大家比较接触到的日本纸钞,大多是在1984年11月1日发行的版本。一万円纸钞上的人像是福泽谕吉,五千円纸钞上是新渡户稻造,一千円纸钞上是夏目漱石。

在2004年11月所发行的新版纸币,一万円纸钞正面依旧是福泽谕吉,五千円纸钞的人物肖像改成樋口一叶,千円纸钞则改成了野口英世。

这些杰出人物的共同点都是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努力不仅改变了日本,也造福了全世界。

 

 一千元

2004版千日元上印的野口英世(1876年11月9日-1928年5月21日),是明治时代的世界著名医学家,家乡在福岛。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对血清学、小儿麻痹症、狂犬病和梅毒的研究等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野口为了研究黄热病而前往西非的加纳生活,身染黄热病而离世,享年51岁。渡边淳一写的野口传记《遥远的落日》在日本人人皆知。

中国近代也有一位与野口英世类似,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医学家,他叫汤飞凡。汤飞凡毕业于长沙湘雅医学院,获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深造。汤飞凡于1956年成功地分离出了沙眼衣原体,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中国人。汤飞凡对人类健康的贡献还有很多,可惜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了。

1984版千日元纸钞上的夏目漱石,被称为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知名小说家、社会评论家,他的作品在悲哀中不失乐观和趣味,充满了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探寻。著名作品有《我是猫》、《少爷》、《虞美人草》、《门》、《心》等。

有评论家认为鲁迅先生类似于中国的夏目漱石,这二位确实有很多方面类似,不仅面貌相近,须发、神情也相像。周作人说过,鲁迅那篇著名的《阿Q正传》就是借鉴了漱石的《我是猫》。还有个很巧的事,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在东京住的是漱石的老宅。总体来说,鲁迅和夏目漱石在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一脉相承,漱石除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之外,还多了一些理性和和淡定,这可能和他在英国的留学经历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享誉文坛的芥川龙之介是漱石的学生。


五千元

1984版五千日元纸钞上的新渡户稻造是日本知名的和平主义者、农学家、教育家。新渡户是东京女子大学的创立者,曾担任国际联盟副事务长。新渡户人理想是当太平洋之桥,将西洋思想传到东洋,将东洋思想传到西洋。他英语著作的《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是日本研究的必备书目。

中国有本类似的作品,就是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人》(曾译为《吾国吾民》),该书将中国人的性格、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等诸方面,写得非常幽默和有趣,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等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受到了海外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林语堂也因此书一举成名。


2004版五千元上的女性是樋口一叶,1872年生于东京。这位只活了24岁的日本近代最伟大的女性小说家,用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明治大正时期深刻的社会现实。周作人称赞她是“观察有灵,文字有神,天才至高,超绝一世。只是其来何迟,其去和早。”主要作品有《青梅竹马》、《十三夜》、《浊江》等。现在东京都台东区龙泉三丁目有“一叶纪念馆”。

中国近代女作家中,萧红与樋口一叶相近。作为一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萧红认为作家应该为人类而写作,首要任务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的重要作品有《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萧红一生坎坷,于31岁英年早逝于香港。

 

一万元


世上最值钱的当然是思想,这位保持在一万円上的人物就是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日本民族现代化的灵魂人物,庆应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告诉日本人,一个民族要走向文明,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心灵的改变,第二层次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层次是器物层面、经济层面的改变。

福泽谕吉的思想核心是倡导“独立自尊”,他认为“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学习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引进科学技术这么简单,关键是引进西方的先进体制。要让人民接受西方的文明体制,最重要的是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把日本人由顺从的“臣民”培养成“独立自尊”的国民;也只有开放式教育,才能让人民了解到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才能形成日本人的现代意识。 

在福泽谕吉看来,学问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无论何种学问,目的都在于增广自己的知识与见闻,并借此养成判断事物的能力,以及明白身为人所应背负的使命。如果只是识字,而不知道事物的道理,便称不上是真正的知识。

福泽谕吉的思想得到了日本精英层的广泛认同。他倡导“学者雁奴论”,“雁奴”出自中国明代学者宋濂的文章:“具区之泽,白雁聚焉。夜必择栖,恐人弋也,雁奴环巡之。人至则鸣,群雁藉是以暝。”福泽谕吉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像在雁群外围负责警戒的“雁奴”,要高瞻远瞩,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福泽谕吉毕生坚持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坚持对日本政府和社会的批评。

福泽谕吉论道德

儒家的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毫无基于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

个人的独立决定了国家的独立,越是有独立精神的国民就越爱国,越是没有独立精神的国民越不爱国。

爱国之士不论朝野,应先谋求自己的独立,倘若还有余力,便帮助他人独立。

在国内没有独立地位的人,对外也无法独立。

福泽谕吉论文明

文明可分为外观和精神两个部分。外观是指食、衣、住、行,以及法律、政令等。精神指人民的习气或人心风俗。

无论是文明的外观也好,文明的精神也好,东方(亚洲)都远逊于西方(欧美)

引进文明的外观(食、衣、住、行)较容易,有钱就可办到。引进文明的精神(法律政令)则难得多。

在引进的先后顺序上,必须先从难的着手,即先引进文明的精神,其次是法律政令,最后才是食、衣、住、行。因为只要大多数人民都拥有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观就不请自来。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汲汲于追求文明的外观,而忽略掉文明的精神的话,文明化的工作一定会窒碍难行,或者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

从各国的历史可知,商业和工业,没有一样是政府创造出来的。

福泽谕吉看中国

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

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

中国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

谁也不能保证中国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


位天大分县中津市福泽谕吉纪念馆       

有些研究者质疑福泽谕吉的影响力,有空看看那张最值钱的钞票,就自然理解福泽谕吉在日本人心目的崇高地位。


中国的“福泽谕吉”

同时代的清朝,也曾出现过福泽谕吉式的人物,他的眼界比康有为更宽广,比张之洞更深刻,他就是被李鸿章赞为“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的中国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18—1891)。

1876年,“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应英国要求,需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满朝文武,几无可用之人。郭嵩焘临危受命,却遭到官僚群体和儒士学人的谩骂和嘲笑,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出行前即遭此非议,预示着后面的仕途坎坷。他完全可以和绝大多数官僚一样,编一些假话空话套话,糊弄朝廷和同僚,丝毫不会妨碍自己的仕途和前程。但郭嵩焘是真正的仕人,明知前路有虎,偏向虎山行。有勇气思考,更有勇气说真话。

郭嵩焘将在英国的见闻写成二万多字的《使西纪程》,介绍了欧洲的宪法制定、议会形式、宗教活动和社会习俗,以及欧洲商业致富的理念,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见解,主张国人学习欧洲、改革弊政,这在当时都是石破天惊的创见。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便引来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有人痛斥他对西方“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骂他:“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有人甚至诬陷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换成现代词汇就是

----破坏大好局面

----群众反应极大

----动机不良,居心叵测

满朝文武群情激愤,要求将郭嵩焘撤职查办。在舆论的围剿声中,清廷先是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其流传,后于1878年8月召郭嵩焘回国,欲查办其“罪”。幸有李鸿章、曾纪泽等头脑清醒之人为其讲情,清廷才下诏令郭嵩焘退休了事。郭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大骂他“勾通洋人”,尽管仍有钦差使臣的官衔,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成为“人民公敌”。

相比福泽谕吉去逝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荣耀不同,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压抑中病逝。李鸿章曾上奏请赐谥号,未获旨准。上谕这么说:“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福泽谕吉曾经批评文化中心主义的中国人“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想起了龚自珍的那首著名的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并非没有人才,而是在皇权专制深度排名世界领先的神州大地,郭嵩焘式的人物无法生存,更不要谈发展壮大了。

福泽谕吉和郭嵩焘不同的遭遇,也预示着近代史上东亚二国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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