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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住宅和社区环境问题|采访城市设计师朱雪梅 上篇

布拉格向北 布拉格向北
2024-08-30

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提倡美好邻里社会公平和个人成长


          本文全长  4000字          阅读时间  8分钟



受访者简介

朱雪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学士,1987至今,在天津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2002年创立城市设计部门。目前是院副总规划师。日本JICA城市规划研修班结业,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环境设计学院访问学者。


朱雪梅是《中国·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规划研究》一书的主编和撰稿人,曾负责天津市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滨海新区核心区总体城市设计等重点规划,具有很强的跨专业对话和协调能力。

 

她还是《天津市新型社区导则》的核心发起人之一。

 




CREATOR

设计人系列

城市设计师 朱雪梅

 引 言 


2021年10月9日公众号“城市的故事”发布《天津新型居住社区城市设计导则》(以下简称《新导则》),在行业内引起一阵讨论,很多大号纷纷转载。


11月我视频采访了天津规划院朱雪梅总规划师,我曾经的领导,社区住宅专家。


朱总分享了她这些年的政策实践探索,解读文本背后的故事。以下是采访整理的文字稿,篇幅上万字,为更好的阅读体验,分上下篇连载。




 01 

我想通过城市设计的语言

对社会传达自己的想法

 


Bei: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身份?跟读者做个自我介绍吧。
 
朱总:我1986年从清华建筑系毕业后就一直在天津规划院工作,最初主要做详细规划,当时也曾动过当建筑师的念头,后来机缘巧合接触城市设计,才发现它才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

我喜欢城市设计者的思维方式:在系统里发现解决方案,而不是孤立地增加新零件,让问题变得更复杂。


我尤其喜欢城市设计者的职业语言,也就是用视觉传达思想。做得好的话,设计图纸是很好的沟通工具。我要做的就是用城市设计的语言,对社会传达自己的想法。


朱雪梅


我先生跟我是大学同学,我们本科在清华修的是建筑学。我们在工作上彼此互补,精神上相互支持。


毕业后我到天津工作,他继续攻读规划专业硕士,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追随吴良镛先生完成博士学位。他长期在规划管理部门工作,他的角色和学识深深影响我在专业领域的探索。可以说很多项目和研究都表达了我跟先生共同的立场和态度,是我俩共同完成的作品,当然还少不了同事和朋友的参与。

 

编制《新导则》融入了许多同行的心血。我们希望通过城市设计与规划管理对话,让政策-实践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双向反馈,让城市能从实践中汲取智慧,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多样性。




 02 

旧而不衰,我心目中的城市发展观


 

Bei:用“新”取代“旧”,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吗?


朱总:我来问你,假设你有辆自行车,骑了一段时间出问题,你把它送到修车铺换个轮胎,你觉得这辆自行车还是你以前的自行车吗?


是,对吗?再后来脚蹬子也坏了,你再换个脚蹬子,车座烂了再换个新座,无论哪里出问题,你都会到修车铺换上新零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就算把自行车的所有零件都换掉,你的自行车还是以前那辆。但假如从一开始你就用所有零部件组装一辆自行车,你肯定认定这不是你的自行车,它跟以前的那辆没关系。

 

差别在哪?


我认为是在于人的认识过程。


如果一点点作改变,人的认知会保留一种连续性。即使变化是微小的,最终完全演变成另一样东西,但我们还是会认为它一直是它自己。


这就是我要传达的核心价值,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的生活、城市和社会环境。

 



 03 

向城市打开的社区

公共住宅项目


Bei:您怎么看待公共住宅?新型社区提倡的开放-多样性这些概念,能用在公共住宅项目吗?

 

朱总:我想到《高楼人》那本书。这本纪实小说描述了围绕芝加哥公共住房项目卡布里尼·格林的一群人的故事。


《高楼人:卡布里尼·格林和美国公共住房的命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联邦为改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集中建设了一批高层公共住宅小区。卡布里尼·格林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占地约28公顷,包括23栋高层住宅,居住两万人,住户是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低收入人群。

联邦政府主张建设公共住宅能重新振兴贫民窟地区。政府对申请成为卡布里尼居民的经济状况有严格的审查程序,保障他们有能力支付物业费。


书中的女主人公德洛丽斯·威尔逊是第一批入住卡布里尼的居民,她见证了卡布里尼从最初风光无限到最终被拆的悲惨命运。入住后仅十来年的功夫,卡布里尼就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走向衰败。


为了显示振兴公共住宅的决心,芝加哥市长甚至亲自在卡布里尼最破旧的公寓楼里住了25天。当时联邦政府、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社会运动组织、当地居民想尽办法,投进很多钱,媒体大声疾呼,卡布里尼依然每况愈下,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3栋高层住宅逐一拆除,前后不过50年。然而奇怪的是,同一小区里数量不多的低层联排住宅却状态良好,保留至今。


卡布里尼·格林给美国的公共住宅事业上了一课,它告诉我们:一次性大规模建设、集中高层住宅的形态,中低收入群体集中的居住实验是失败的。
 
再转头看国内。

北京百子湾最近挺火的,被称为“最美公租房”。这个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小区,将为中低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可租赁的保障房,主打30-60平米户型,总共提供一万套公租房。

我很欣赏百子湾公共部分的设计,建筑师参与公租房这件事本身也带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我在想这个公租房项目能否避免卡布里尼的悲剧?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百子湾逃离这样的宿命?
 
由马岩松设计的北京百子湾,为中低收入家庭、打工人员提供租房
北京百子湾总平面图 © MAD
立体社区示意图 © MAD
 

 

 04 

对现代主义的反思


Bei:您是国内最早一批作城市设计的专业人士,有在美国伯克利进修,在天津规划院成立城市设计部门。如果有机会跟中国规划界同行分享一种思想,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朱总:一句话概括,居住小区走到今天,是该深刻反思了。

高层住宅作为住宅短缺的有效手段,战后被广大欧洲国家广泛应用,政府补贴的社会经济住宅几乎都是高层公寓楼。

上世纪60年代的西欧和北欧,高层住宅空前流行,还被当作技术进步的象征。但后来,大板楼和住宅小区沦为低等住宅,被这些国家放弃了。

典型例子就是社会住宅普鲁伊特-伊戈。33栋无差别样式的板楼,1954年完工,18年后爆破拆除。在普鲁伊特-埃戈被夷为平地后不久,英国各地都拆除了同类住宅,80年代大板楼在英国几乎绝迹。低层和单一家庭住宅逐渐占上风。
 

普鲁伊特-伊戈以失败告终。


东欧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东欧各国之所以住宅小区泛滥,是因为成本低、效率高。50年代后迅速在东欧推广,并传播到我国。

住宅达到一定寿命都需要维修,高层住宅小区大范围失败,就是因为无法自我更新,缺乏稳健的资金和管理机制保住环境质量,沦为破败的空置住宅。

无法持续更新,是所有大板楼和高层小区的顽疾。

高层住宅区虽考虑了日照间距,但缺乏层次和围合感,让人感觉不舒适,再加上功能和场所跟不上,人们找不到与家人、邻居交流的户外空间,这种没有社区感的高层住宅区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
 

社会活动家和城市规划作家简·雅各布斯一直与企业全球化作斗争,她呼吁勿忘人性化的建筑尺度,要保留或发展社区!


简·雅各布斯提出了与现代主义完全相反的理论。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城市要有多样化的建筑,多样化的社区,多样化的街道和公共空间,多样化的居民。几十年后不得不承认,她所说的一切均得到了验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宜居理论新都市主义等理论、实践空前发展。 我们只有了解了人类曾经走过的弯路,了解建筑的变迁,想明白为什么有些建筑经过岁月变迁留存下来,而另一些却惨遭淘汰。

一般的城市街道建筑随着时间推移,会有人不断地改造里里外外,就像那辆不断更换零件的自行车,这也是卡布里尼的低层联排住宅能被保留下来的原因。

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不断持续更新,我们看到老街道、老街区的魅力。

住宅小区完全不同,设计含量低,简单重复的布局,是解决巨大的住宅短缺问题的有效方法。但它一旦设计建成,也就达到了峰值,未来只会走下坡路,一天不如一天。
 
缺乏多样性,也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可能。

传统城市和社区绝不是偶然出现的,它们是经过长时间演化逐渐形成的复杂系统,里面有丰富多彩、充满变化的空间结构和元素,是人类文化、历史和情感的一部分。

这些元素组成可被人类认知、同时具有适应性的系统,是人类不断寻求最佳生存环境的结果。

 



 05 

新型社区与住宅小区的根本区别在于

不再制造新问题


Bei:新型社区这个词一出现,就让人联想到旧城更新、老旧社区改造。您认为专业人士能为这些社区做些什么?当代中国的老社区,出路在何方?
 
朱总: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很棒叫《再见爱人》。在这档聚焦离婚男女的综艺里,有人窥见到真正的爱情。

我很欣赏一句话叫做:“好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可以解决问题继续向前走。”

我认为好城市也是如此:

哪怕有问题,也能为日后留有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就是出台《新导则》的立场。
  
如今中国各地,都在实践城市更新,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不要给新建住宅和社区制造新问题。
 
建成年代超过30年的小区更新举步维艰,依靠政府大量补贴。在我们身边,还有大量不久之前建成、标榜有高品质物业管理的高层住宅区也衰败不堪,管理失察、公共卫生混乱程度令人吃惊。

有同行笑言:中国式小区,复杂契约遍地坑。意思是说过分繁杂的契约结构让维护中国小区的制度失灵。

维护小区原本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资金涉及到物业公司、业主、开发商和各级政府多重角色。交易对象多,就让合作变得困难。
 
天津五大道居民自己改造而成的民宿  © airbnb

天津五大道就是个例子。


五大道里的房子,只要是历史上的一套房子现在还由一家人住,都可以自我更新改造;但多户混居就会陷入僵局。

 
房子旧并不可怕,就怕无药可解。 “梦想改造家”节目里有很多老宅,都改造得漂漂亮亮。对于这类边界清晰、产权明确的低层住宅,居民愿意自己出资改造。

在我看来,这些有主的房子即使破旧也有希望。
 
过去几十年,我们建造了大量的住宅,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住房问题,但我们也需要正视一点,那就是大规模建设新房的时代不会一直继续。

我们在居住这件事上,要给出情感上的回应,不是有个地方住就行了,还要培育家庭,能让一家老小安居乐业,有好邻居。

想想看,为什么卡布里尼公共住宅中的高层公寓尽数拆毁,而低层联排住宅依旧存活得好好的。

对于集体行动困境,新制度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指出:当大群被分解成数个小群后,许多搭便车的诱因都会自动消除。

这也符合我们的观察。为此,我建议把庞大规模的住宅区划分成若干个小街区,降低管理单元的人口体量。

如今,咱们国家高层住宅小区遍地开花,《新导则》根据城乡断面的分布规律,鼓励在适宜的地段,尽可能在小街廓、密路网、开放街区的规划布局基础上,建设中低密度的中低层住宅。

好住宅是充满善意的。

中低层住宅的善意体现在:它亲和,贴近人的尺度,更容易以家庭和有限的群体划分生活的边界和领地,促进邻里间的信任和交往,展示他们的审美和创造力。




这是「布拉格向北」设计人系列第三篇

我们以城市文化为关注点

推送具有第一人称视角的行业观察内容


作者介绍

江北

社会生态学者兼设计师

「布拉格向北」创始人

东南大学城市规划学士

美国伯克利城市设计硕士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跨学科研究博士

目前在温哥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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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江北

审核   朱雪梅

策划   晓与晓新媒体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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