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崔 璨、王立非：语言国际传播力指数研制与中文传播力评价研究

好文荐读（第106期）语言国际传播力指数研制与中文传播力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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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国际传播力指数研制与中文传播力评价研究

1.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48

2.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100083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1]崔璨,王立非.语言国际传播力指数研制与中文传播力评价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23,(04):50-60. 

摘要：本研究依据语言传播理论，构建语言国际传播力评价指标体系。包含语言相似度、语言互通度、语言选择度和语言使用度4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和11 个三级指标。经德尔菲法和熵权法检验显示，指标体系信效度较高，赋权合理。依据该指标体系对中文在“一带一路”沿线56 国的国际传播力指数评级显示，中文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间的传播力差异较大，在部分国家的传播力仍需加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加强“一带一路”中文国际传播力的三点建议。 

关键词：语言传播；传播力；指标体系；中文传播；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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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指标构建的研究基础

从国外看，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出现了几个代表性的语言传播评价模型。Lasswell（1948）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提出传播学的“5W”理论框架。Cooper（1982）提出了语言传播的7 个要素，即传播的受众对象、受众层级、接受语言、接受时间、社会条件、接受动机以及接受相关的语言规划行为。Weber（1997）构建了评价语言国际影响力的６项指标，包括一国使用母语的人口数量、一国使用第二语言的人口数量、使用语言的国家总数和人口总数、使用语言覆盖的主要领域数量、语言使用国的经济实力以及该语言具有的社会文化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提出评价语言活力的９项指标，包括（1）语言代际传承；（2）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3）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4）语言使用领域的发展趋势；（5）新领域和媒体对语言使用的反应；（6）语言文字教材编写的情况；（7）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政策、语言官方地位和使用情况；（8）社区成员对母语的态度；（9）出台语言相关文件的数量和质量。

从国内看，有学者也提出了语言传播评价模型，张治国（2011）指出，中国选择“关键外语”应考虑5 类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综合国力与教育因素、信息与地理安全因素和语言本身因素。李宇明、王春辉（2018）构建了语言传播评价的11 项指标，包括母语人口、二语人口、官方语言、文字类型、网民数量及互联网文本量、语言的经济实力、有无书面语、文献出版量、翻译量、名人和名物数量以及某时代某文化领域具有突出地位。

本研究以语言传播相关理论和已有的语言传播评价指标为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语言国际传播力的5 类影响因素。（1）人口基数：一种语言的国际传播力通常与使用该语言的人口数量相关，使用该语言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的人口越多，该语言的传播力就越强；（2）经济影响力：一种语言所属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对语言国际传播力产生影响；（3）文化和媒体影响力：一种语言所关联的文化和媒体的影响力对语言国际传播力产生影响；（4）科学和学术影响力：一种语言在科学和学术领域使用越广泛，国际传播力越强；（5）国际组织地位：一种语言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对语言国际传播力影响较大，如联合国官方语言的国际传播力就较强。我们根据以上5 类影响因素，同时综合考虑评价指标的可操作性和数据可得性，构建语言国际传播力的评价模型，包括语言相似度、语言互通度、语言选择度、语言使用度4 个一级指标。

（二）评价指标构建的理论依据

  (1) “语言相似度”评价指标的理论依据 

语言相似度是指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在结构、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相似程度，用来衡量不同语言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语言相似度从语言的本体属性评价语言国际传播力。某种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语言相似度越高，该语言就越容易被外国人学习和掌握，该语言的国际传播力也就越强。语言相似度的理论基础为语言类型学的语言距离理论，语言距离指两种不同语言在词汇、语法、发音等方面的异同程度，语言差异越大，语言距离就越大，语言障碍也越大（Chiswick & Miller，2005；Isphording& Otten，2013）。语言距离定量测量方法主要包括词汇统计距离法（Lexicostatistical Distances）、编辑距离法（Levenshtein Distances）、分支距离法（Cladistic Distances）、沟通距离法（Intercommunication Distances）、语音距离法（AnalyzingSound）和学习测试距离法（Distances Based on Learning Scores）等。语言是传播的主要媒介，语言距离直接或间接影响语言习得、语言传播、语言经济、语言服务等（崔萌等，2018；向志强、向治国，2022；苏剑，2020；王立非、崔璨，2020），成为影响国际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2) “语言互通度”评价指标的理论依据  

语言互通度是指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的能力，用来衡量说话者在听到或阅读其他语言时能够理解意义和进行有效沟通的程度。语言互通度从语言的交际属性角度评价语言的国际传播力。某种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互通度越高，就越有利于扩大该语言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语言国际传播也就越广。语言互通度的理论基础是荷兰社会学家Abram de Swaan（2001）提出的语言传播Q值理论。一种语言能否吸引他人学习使用，很大程度上由该语言的交际价值（Q 值）决定。Q 值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流行度，即该语言的使用人数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二是中心度，即该语言使用人数在多语人口中的占比。一种语言在人口中的流行度和中心度越高，人们学习和使用该语言的可能性就越大。

(3）“语言选择度”评价指标的理论依据

语言选择度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人们选择学习或使用某种语言的倾向或能力。“语言选择度”是基于语言传播的选择主义模式和信息技术的“混合模式+”提出的。选择主义认为，语言的全球传播是语言传播地区的机构和个人的选择（Clayton，2006），机构选择开设外语课程，以及个人愿意选择学习某门语言都会加快语言的国际传播。语言传播与智能翻译、人机对话等技术深度融合，形成基于信息技术的“混合模式+”，成为语言传播的新途径（王辉，2019），机器翻译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语言国际传播。语言选择度从语言传播者和传播手段两个方面评价语言国际传播力。选择高水平的语言传播者和高质量的机器翻译平台是语言是否能够有效传播的重要因素。外国掌握本国语言的人数越多，本国语言越容易被翻译成外语，越有利于本国语言在外国的传播。一国语言是否能通过机器翻译准确和便捷地译成外语，取决于该机器翻译平台是否拥有该语种的语料库及以平台是否权威等。

（4）“语言使用度”评价指标的理论依据

语言使用度是指国际交流中某种语言被广泛使用的频率和程度，反映出该语言在国际交流中的重要性和普及程度。语言使用度的理论基础是Quirk（1988）提出的语言传播的经济文化模式。语言传播的经济文化模式描述了语言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与经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体现了语言作为经济资源和文化媒介的作用。语言使用度从语言传播动因的视角评价语言国际传播力。在经济方面，语言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驱动力，语言促进国际贸易、商务合作和投资等，为国家和地区带来经济利益。例如，英语在国际商务和金融领域的使用频率较高，成为国际经济组织通用的工作语言，促进了全球经济交流和发展。在文化方面，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工具，也是文化交流和传承的媒介。语言国际传播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促进文化的交融和创新。

（三）语言国际传播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构建语言国际传播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尝试评价中文在“一带一路”各国的国际传播力。指标体系包括4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和11 个三级指标（见表1）。

（1）“语言相似度”的测量指标选择

本研究选择“词汇相似度”和“语类相似度”两个指标测量语言相似度。词汇相似度通过计算不同语言的同义词之间的转换次数测算语言之间的相似性（Brown、Holman &Wichmann，2008）。我们采用编辑距离法，基于Levenshtein 算法（两个字符串之间，由一个词转换成另一个词所需的最少编辑操作次数）计算不同语言的40 个核心词汇的相似度。Isphording & Otten（2013）使用该方法测量了语言之间的差异对贸易的影响；冉启斌、丁俊（2023）和江荻（2022）等都曾使用该方法测量汉语方言间的词汇相似度。

语类相似度指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词序和句法等方面的相似性。如果两种语言属于相似的语类，只要通过调整某些语法结构和词序，就能把母语的句子结构或表达方式转化为目标语言，该语言在不同语言环境中更加容易使用和传播。本研究测量语类相似度采用《世界语言结构图谱》（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提供的语言特征。王立非、崔璨（2018）和徐珺、自正权（2020）曾使用这种方法测量两国间的语言差异，计算语言相似度如何影响“一带一路”语言服务难易度和国际贸易流量。

（2）“语言互通度”的测量指标选择

本研究选择“母语互通度”和“口语互通度”两个指标测量语言互通度。Melitz（2008）、Melitz & Toubal（2014）构建了测评两国之间语言互通度的指标，包括母语互通度（Common Native Language）和口语互通度（Common Spoken Language）指标。母语互54 语言文字应用 2023 年 第 4 期通度测量两个随机选择的人是否能使用同一种母语进行交流，可以反映出两国民众相互联系与相互信任的程度（俞路，2017）。如果不同国家之间民众的联系较多，信任度较高，就更愿意接受对方的文化和语言，有助于促进语言的国际传播。口语互通度测量两个随机选择的人是否能使用同一种口语直接沟通，口头沟通越多，表明这种语言的交际价值（Q值）越高，国际传播力越强。

（3）“语言选择度”测量指标选择

本研究选择“人才储备度”和“机器互译度”两个二级指标测量语言选择度。人才储备度指培养高水平语言人才的数量。人才储备度高意味着拥有很多高水平语言人才，能够提供特定语种的口笔译服务，从事语言技术开发和应用。人才储备度测量外国开办本国官方语言的院校数、本国开办外国官方语言的院校数，以及每年外国来本国留学的人数。以中国为例，中国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应由精通多种外语的本国传播人才，以及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海外传播人才组成（文秋芳，2021），加强这两类人才的储备对于提升中文国际传播力同等重要。中国开办外国官方语言的院校数反映中国学习外语的学生数量，这些各语种毕业生是国际传播的主要人力资源；外国开办中文学习院校数和每年外国来华留学人数反映出中文国际传播的情况。境外中文学习者和来华留学生不仅精通本国语言，而且了解中文和中国文化，能用国外民众容易理解的方式传授中文，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文国际传播。

机器互译度是指机器翻译系统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便利度。机器互译度高意味着机器翻译系统能够更准确和方便地克服语言障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人工翻译的依赖，有效提升语言的国际传播力，促进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机器互译度通过测评国际三大主流机器翻译平台（谷歌翻译、有道翻译、百度翻译）提供自动翻译语种的数量，评价语言国际传播力。如果主流机器翻译平台基于多语种语料库，能够自动翻译某种语言，说明该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需求量较大，语言传播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将极大改变语言传播的方式（王辉，2019）。

（4）“语言使用度”测量指标选择

本研究选择“游客流动度”和“国际通用度”两个二级指标测量语言使用度。游客流动度测量本国游客每年出境到一国旅游的人数，以及一国游客每年入境到本国旅游的人数。人员频繁跨国流动会增加语言接触和交流，推动语言学习和教育，从而提升语言国际传播力。游客跨国流动多意味着接触和体验外语和文化差异较多，导致语言学习和使用需求增加和语言跨境传播。研究表明，语言是吸引越来越多寻求独特文化体验游客的重要因素（Greathouse-Amador，2005；Whitney-Squire，2016），语言代表独特的世界观，与特定的文化息息相关（Fishman，1991；Krauss，1992），旅游可以加深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形成文化和语言国际传播的良性循环（Cohen，1988；de AzeredoGrünewald，2002；Greathouse-Amador，2005）。

国际通用度是指一种语言在国际组织中作为正式工作语言的使用程度和范围。本研究测量四大重要国际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中有几家国际组织使用该种语言作为工作语言。如果四个国际组织都采用这种语言，说明该语言在国际社会通用性好，认可度较高，传播力和影响力较大。依据Quirk（1988）提出的语言传播的经济文化模式，语言是经济和文化传播的媒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语言传播的动因。如某种语言成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说明该语言在全球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如某国语言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语言，说明该国语言在国际经济事务、国际金融事务、以及国际经贸合作和交流中通用，该语言的国际传播广泛。

作者简介

个人简介：王立非，博士，教授，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语言服务研究院院长，国家语言服务出口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外国语大学“巴渝”讲座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华北科技学院特聘兼职高层次专家。Email : wanglifei@blcu.edu.cn。

崔璨，首都师范大学讲师，硕导，主要研究语言经济和语言服务。

本文来源：《语言文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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