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观影笔记之 |《钢的琴》：工人阶级的寓言与荒诞
电影《钢的琴》被誉为“2011年口碑第一强片”，看来并非溢美之词，笔者最近出差比较多，遇到的朋友左中右都有，但凡看过的，都说是好片子，这就不简单。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场景：
下岗工人陈桂林，组织了一个小乐队，唱着前苏联歌曲《三套车》，为一次葬礼助兴。灵棚就搭在一个发电厂的围墙外面，背景是两座巨大的冒着水蒸气的凉水塔，一望而知是建于“一五”期间的大型国有企业，灵棚的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母亲”。
导演安排这样一个画面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曾经有不少下岗工人把国企深情地称为“国企妈妈”——
陈桂林们参加的葬礼，其实正是“国企妈妈”的葬礼，国企死了，陈桂林们也就成了孤儿。
但陈桂林们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没有意识到和国企一起被埋葬的，还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反而按照吩咐把曲调从沉痛舒缓的《三套车》，换成了欢快热烈的《步步高》。
这的确是够荒诞的，但也颇为真实地反映了90年代国企改制高峰时，相当一部分工人的精神状态：他们被忽悠了，还真的以为国企改革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呢。
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国企死了，陈桂林和他的工厂同事们也就只能作鸟兽散，各奔东西，自谋生路，从头再来。
好一点的卖唱、杀猪，次一点就变成了黑社会、小偷和赌徒，曾经是统一的、自豪的，占据社会舞台中心的“工人阶级”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群挣扎在社会边缘的流氓无产者，小手工业者等；
他们的命运，更大的可能是向下坠落，只有极个别人，才会由于某种偶然的机缘或特殊的条件，上升为“中产阶级”。
但舞台中心的空白还是要有人来填补的，什么人呢？“卖假药的”。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就是“卖假药的”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陈桂林风姿绰约的妻子就是跟“卖假药的”走了，然后她又带着被金钱支撑起来的自豪感回来了。这次回来，她不仅把“她们车间所有的女工都请去吃饭”，还要带走她和陈桂林的女儿，理由居然是“让她受到更好的教育”。
影片用一种赵本山式的调侃来讲述这个故事，但却让人体会到了一种“含泪的微笑”——曾经支撑起共和国脊梁的产业工人沦落了，靠坑蒙拐骗发家致富的“卖假药的”隆重登场了。
“卖假药的”虽然在影片中从来没有真正露面，但他却给陈桂林制造了一种无法承受的压力。透过陈桂林的压抑与无奈，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卖假药的”骄横与贪婪，他俨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他不仅夺去了陈桂林的爱情，甚至还要垄断艺术，夺去陈桂林未来的希望——他的女儿。
初看这部影片时，一直有一点不解：陈桂林除了会拉手风琴，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过人的地方，何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把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季哥、快手、二姐夫，包括当年留学苏联，曾经为女工偶像的“汪工”等都动员出来，参与他近乎荒诞的制造钢琴的行动呢？
看到后来我就明白了，真正把他们动员出来，正是那个“卖假药的”，他要夺去陈桂林们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尊严，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发出最后的吼声”，用制造“钢的琴”的来进行反抗。
但陈桂林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不经意间，他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市场-金钱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陈桂林们所拥有并长期为之自豪的技术、友谊、爱情……甚至团结等，都变得一钱不值，真正能够君临天下的只有金钱。
制造“钢的琴”行动，根本改变不了这一格局，所以他们的反抗，与其说是一种“反抗”，不如说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挣扎”。已经和“卖假药的”鬼混在一起的陈桂林的妻子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对整个事件都采取了冷眼旁观，好整以暇的态度，静待陈桂林们的失败。
“钢的琴”果真造出来了，陈桂林们不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人；但陈桂林们也果真失败了，“钢的琴”的竣工仪式，也是他们的失败仪式——
当他们开动吊车，在静穆的气氛中，把这架沉重、冰冷、寒伧的“钢的琴”缓缓吊运到空旷的厂房中央时，“钢的琴”预设的主人——女儿，已经和妻子一起整装待发，准备投奔能够给她“更好教育”的“卖假药的”去了。
整个影片中，陈桂林们始终都是处于一种“自发”的而非“自为”的状态，他们始终没有从宏观上去思考自己的命运，而只是试图依靠亲情、友情、技能和勤劳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故事悲凉的结局又似乎在提醒观众，如果陈桂林们眼睛里只有自己的妻子与女儿，而不考虑通过某种整体性的方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则不仅会失去妻子，还会失去女儿。
故事讲到这里，马克思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也就呼之欲出了。当然，这个道理可能并非是编导主观上想告诉我们的，但却是人物命运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所决定的。编导只要不故意违反、扭曲这个逻辑，则这样的结论一定会自然浮现出来。
试想，除非重建公有制，否则的话，陈桂林们作为一个整体，又如何能够战胜“卖假药的”，回到舞台的中央呢？
有趣的是，从激进批判的角度看，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影片所诉求的对象，却恰恰是以“卖假药的”为代表的市场成功人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目的是要唤起他们的同情，赢得他们的泪水，让他们做出某些善行来抚慰自己的良心。
影片讲述了下岗工人的苦难，但却用喜剧手法做了柔化处理，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任何人，这是这部电影能够赢得几乎各阶层人士“口碑”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这也微妙地反映了中国底层电影的某种困局，并为其未来发展预留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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