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数字化，不仅仅是文化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而且是建构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社会，关乎国家现代文明进程的根本性问题。2022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目标、任务与方向[1]。当前阶段与《意见》出台时的战略形势与背景已发生诸多变化，从国际来看，发达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布局持续深化，美欧日韩正在加紧布局面向Web3.0新一代价值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战略体系，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已经大量涌现；从国内来看，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全国范围逐步开展，战略实施的初步成效已显现，但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文化数字化战略亟须重新评估战略基础环境，做好前瞻布局，塑造面向未来的战略能力。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并强调要“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和“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2]。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国内外新发展环境，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需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不断深化，根据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需求，动态评估战略环境、战略目标以及战略能力匹配情况，推动战略能力的不断跃升，持续塑造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3]，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挥应有的作用。

战略问题：当前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现状与难点

（一）推进现状: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进入全面展开期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指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具有文化内涵的数据，使其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素材和源泉，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增强对祖国、民族、文化和党的认同[4]，涵盖文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优化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拉动数字化文化消费能力；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等内容[5]。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变革、生活方式转变等背景下，要通过新技术激活文化创新能力，抢占文化全产业链中高创新、高技术、高价值区域先机优势[6]。

早在2012年，在政策文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提出了“文化数字化”的概念及相关实施内容。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我国文化数字化的战略部署也在持续纵深发展：2019年《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2022年《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目标与行动纲领。

随着全国各地区的陆续贯彻落实，当前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逐步进入全面展开期，已有20余个省（区、市）依据本地实际出台了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等[7]（详见表1）；多地广电网络正加快推进国家文化专网建设，积极筹建国家文化大数据公司参与相关项目建设；文化大数据标识解析体系构建、技术设备保障、制度标准体系等方面建设都呈现整体加速推进的良好局面[7]。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实施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业态，催生新型文化业态。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3年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为“推动打造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8]提供了发展新动能。

文化场馆加快数字化转型，国家和地方层面200多个公共文化云平台服务功能不断完善，数字化文化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在关注数字文化服务的受访者中，近90%表示本地能提供线上文化活动，超80%表示本地能提供数字图书馆或博物馆等服务，49.3%受访者参加过线上文化活动[8]；

云展览、云演艺、沉浸式体验等新应用场景持续涌现，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态快速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文化企业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52395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7.1个百分点[9]。全国各地陆续出台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相关配套政策后，将进一步在更深层次上激发文化领域发展活力。综上所述，中国文化数字化战略已处于全面展开期，其实施成效正初步显现。

（二）存在问题:当前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面临的难点与困境

随着文化数字化战略在全国范围的展开推进，很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本文主要从资源、生产、消费、治理四个层面分析当前主要面临的难点和困境。

首先，文化数字化战略首先受到文化数据共建共享机制不健全、文化数字化资源碎片化[8]、区域数字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制约。文化行业数字化建设跨区域、层级、部门与行业间的统筹协调发展机制尚未完善。在各级云平台建设中，省、市级等存在内容重复建设，未能凸显各自优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由于文化资源转化途径与管理体系差异，其云平台间缺乏有效联动，导致文化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文化数字化进程也面临“数字孤岛”问题，各平台资源建设标准参差不齐，阻碍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进程[11]。

此外，受制于经济基础条件、政府财政等限制，不同地域、省市在文化数字化建设中的政策执行程度和实现效果存在较大差异。《2023年全国文化创新指数评价报告》显示，文化数字化创新指数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距，西北地区多数省份处于榜单末端，文化知识产权创新能力不足，且缺乏产业转化[12]。区域性文化数字化战略能力的差异，制约着全国文化数字化的整体进程。

第二，文化数字化战略需要通过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才能更好地释放文化生产力，但目前技术障碍、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制约着文化数字化的发展速度和质量。2022年《中国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报告》指出，73%的文博机构文化遗产数字化人才储备不足，60%以上的文博机构认为内容创意水平和技术水平不足是核心阻碍，86%和75%的文博机构希望在技术支持和创意支持方向获得支持[13]。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需要技术型、复合型人才的支撑：

一是需要技术型人才，文化企业或文化管理部门一般缺少技术型的人才，而且在技术研发和创新应用方面的基础设施短缺、资金投入不足，不利于人才发挥作用，难以推动数字文化产品创新；

二是需要复合型人才，尤其是既懂文化产业经营管理，又了解数字技术原理与应用场景的人才。在人才培养层面，由于同时掌握数字技术和文化专业知识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产学研间联系合作不够密切，学界理论研究与行业前沿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导致高校文化人才培养与市场脱节，制约了文化数字化发展步伐。

第三，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需要释放数字文化消费活力，但目前数字文化产品供求不平衡，沉浸式、互动体验式、个性定制化的高质量文化产品和服务较少，不足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数字文化产品的多样化需求[14]。例如，有学者对全国8个代表性文化云平台进行用户体验评价，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用户(58.1%)认为平台不能提供自己所需的资源，而且用户对平台个性化服务水平认可度较低，只有31.5%[15]。此外，数字文化产品的消费存在显著不平衡，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偏远乡镇和山区，因基础设施薄弱、资金和技术人才短缺，限制了当地文化数字化进程及居民的数字文化消费。同时，老年人在数字文化消费中也面临“数字鸿沟”，加上部分文化平台适老化不足等，制约了其享受数字文化产品与服务。

第四，当前我国文化数字化领域的法律法规尚存在诸多不足，缺乏适应文化数字化变革要求的治理体系保障。首先，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字文化作品的创造、传播与复制变得愈发便捷，但也同时产生了道德伦理和法律问题。例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通过算法和机器学习等，能自动生成或修改图像、文字、视频等数字内容，创新了文化内容生产方式，但也带来了作者身份认定问题、作品认定问题、AI训练侵权举证责任问题等版权保护方面的挑战[16]。此外，AI技术还具备高度逼真的伪造能力，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制造误导性内容，损害版权所有者和相关方的声誉与利益。相对于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快速更新，法律法规的应对显现出滞后性，对社会稳定和公众利益存在一定的威胁。其次，基于数字资产的数字经济国际趋势把握和应对不足，影响对数字经济潜力的充分挖掘，不利于在国际竞争中争夺优势地位。例如，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法律对数字资产内涵和本质进行了司法认定，我国《民法典》为数字资产的法律保护提供依据，但对数字资产上位概念网络虚拟财产没有准确定位，司法实践中数字资产法律本质的认定存在较大分歧[17]。再者，文化领域的数据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近年来数据泄露问题引发消费者高度关注，用户个人隐私、消费信息、行程轨迹等泄露或被贩卖，软件的霸王条款、大数据杀熟、虚假宣传等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监管盲区”。而当前数据安全政策对个人隐私、安全可控、监测预警等关注度不足[18]，可能会增加隐私泄露风险、降低系统安全性并削弱公众对数据安全的信任度。

战略变革：文化数字化战略基础环境重大革新的三维图景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于2022年5月颁布出台，在这之后国内外文化数字化相关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多种因素综合影响错综复杂的立体新图景，亟须重新评估文化数字化战略面临的新型基础环境，与时俱进、前瞻布局和适时变革成为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必然选择。

（一）技术新图景：新一代信息技术颠覆性创新推动文化产业范式重塑

技术革命是经济创造财富潜力的重大剧变，开辟了广阔的创新机会空间，并提供了一套新的相关通用技术、基础设施和组织原则……随着新技术的扩散，技术经济范式不断发展，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成倍增加，并最终改变社会制度结构[19]。对于文化领域，新技术、新应用持续涌现，也为文化行业带来发展新动力、新变革和新挑战，影响着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布局。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现行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基本运行范式[20]。2022年11月ChatGPT上线，当它与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AIGC大模型协同作用，则更加快速地推动着文化生产内容范式的颠覆性重塑，这些新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文字、图像、音频、视频、游戏等各个内容创作领域。AIGC彻底改变了文化内容生产的传统方式，人工智能从工具变成创作主体，人类则从创作主体变身为“创作指挥者”，人和机器的关系从原来工具利用变成了人机协同的生产关系。AIGC极大地降低文化内容创作的技术门槛，将会真正全面解放C端的生产力，只要脑中有思想、心中有故事，就能成为优秀的内容生产者。AIGC将推动“人人成为内容创作者”的创作者经济时代真正到来，人类将进入超越文艺复兴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时代。在AIGC这种高效生产的新型基础设施推动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创作者，产生知识外溢的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这就是AIGC为整个文化领域开创的新纪元。此外，AICG、5G通信、区块链、XR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应用于文化各个领域以及文化产业链的各环节，正在全面推进文化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大规模涌现。基于多种前沿数字技术集成创新的元宇宙，也正在改变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方式，文博元宇宙、文旅元宇宙平台等新场景和新形态的不断出现，成为文化行业未来发展主流。

随着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的深化，文化数字化战略需要基于技术应用前景提前做好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及时把握全球文化数字化发展的新业态与新趋势，做好引导和规划以牢牢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并严密监测和预防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危机。

（二）国际新图景：数字资产与数字经济提上各国战略议程

全球数字化进程正深刻改变着产业竞争格局，数字经济已跃升为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竞相出台中长期数字化发展规划，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积极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经济体系，旨在夺取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先机[21]。各国通过出台多项政策法规、实施机构改革等推动数字资产化进一步发展，积极建构以数字资产化为底层逻辑的数字经济体系。

2022年美国政府陆续发布《确保数字资产负责任发展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Ensuring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ssets）[22]、《负责任开发数字资产综合框架》（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ssets）[23]，这两份政策文件明确政府的政策重点是帮助指导数字资产生态系统发展，并从保护消费者、投资者、企业、国家金融稳定、国家安全和环境等方面提出加强美国在全球数字世界领导地位和竞争力的一系列举措；而且目前已形成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等五部门协同推进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的治理框架。

欧洲议会在2023年4月通过了《加密资产市场条例》（Markets in Crypto-Assets Regulation, MiCA），旨在建立一个全面、一致和适应性强的监管框架，规范数字资产的发行、交易、托管和服务等活动[24]。

英国立法机构2022年7月公开关于修改现行《物权法》的法律咨询文件，以确保法律承认和保护数字化世界中的数字资产。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22年7月成立了Web3.0政策办公室，10月成立Web3.0研究会并密集召开研究会议，2023年4月日本自民党发布《Web3白皮书——迈向人人都可使用数字资产的时代》，针对诸如国际规则不清、税收改革阻碍、个人所得税问题、数字资产会计准则与审计规则适用、数字资产经营机构的准入标准等分别给予了回应并提出了应对措施[25]。

韩国政府官员也正在制定一个全面的监管框架——《数字资产基本法案》（Digital Asset Basic Act）[26]。

由此可见，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在全面加紧推进以数字资产化为底层逻辑的数字经济体系建构[20]，对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三）制度新图景：国家数据治理体系底层架构的搭建与战略部署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逐步成为驱动经济运行的关键生产要素，将引发市场的产权制度及激励机制、市场组织结构和规则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27]。

有国外学者分析了数据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的变化，认为“全球经济已经成为数据的永动机”，数据成为创新日益增长的必要投入、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要素、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28]，建议政府为数字时代的新挑战制定适应性的规则体系。

我国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也已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国家数据治理体系底层架构与数字经济建设的底层逻辑开启铺设，为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为深化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29]，可见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数字经济推进的核心制度基础设施。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是数字中国战略在文化领域的部署，其中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国家数据治理体系的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明确规定“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30]。根据这一定义，在文化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类数据，其实质正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文化类信息的记录，因此，从数据维度上讲，文化数字化战略必然需要纳入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框架体系内。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到2025年数字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到2035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数字化发展更加协调充分，有力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1]。

随着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和数字经济建设的深入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需要进一步调整数据层基础架构，主动与国家数据治理制度体系对接，并积极建构文化数据制度体系，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跃迁机理：基于文化数字化三大层级的战略能力构建

基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现状和难点问题，以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战略基础环境，亟须顺应新技术发展态势与数字中国总体战略布局，积极在全球数字化战略竞争中抢占优势，精准把握新技术在文化领域所催生的新范式，形成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能力的跃迁。

文化数字化的基础路径在于通过现代数字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整理、创新和利用，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文化资源是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基础，基于集合区域或全国各级各类文化机构数据资源的文化大数据平台，连接文化机构与文化生产部门、文化行业从业者，推动文化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并通过从文化资源端—云端—生产端—消费端等整个生产体系的建设，形成文化数字化生产能力，全面释放文化生产力，是目前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点路径。而随着全球数字经济体系建设步伐的全面加速，积极探索面向Web3.0下一代价值互联网数字经济新范式的更高一级文化数字化战略，则是面向确定性未来的战略升维路径。

文化数字化战略三大层级逐级递升，相互贯通。结合文化资源的高效整合、文化生产力的创新提升以及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三大层级的演进跃迁，需要构建适配的战略能力，为战略层级的跨越和提升做好准备。

国家战略能力是国家在开发、分配和运用战略资源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33]。国内有学者把战略规划能力、公共政策能力、资源管理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作为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能力的四个层次[34]。政府战略能力是政府在战略管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而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过程可以分为战略规划、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价三个阶段[35]。

结合上述学者观点和文化数字化战略特点，本文从战略思维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三个方面，对我国文化数字化三大战略层级的战略能力跃迁内在机理进行分析。

（一）1.0层级：面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战略演进

文化资源是文化数字化战略发展的坚实根基与动力源泉，历经多年的精耕细作，以文化资源的保护性整合与共享为核心要义构筑了文化数字化战略稳固而坚实的基础架构。

自20世纪末，全球普遍实施面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战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世界记忆工程”项目（Memory of the World），以推动全球档案馆和图书馆藏品资源的数字化保存及传播[36]。

进入21世纪，世界多个国家（地区）开始实施全国或区域各级各类文化资源数字化的项目、搭建文化大数据共享平台等，旨在推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管理和数字化共享。如欧盟于2008年提出的欧盟文化遗产平台Europeana，澳大利亚自2009年推出的全国文化数字资源聚合平台Trove，美国于2013年发布的数字公共图书馆（DPLA）等等。

我国早期普遍实施的也是面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战略，着力于通过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梳理、存储、管理和利用，搭建中华文化数据库，以数字化的方式保护、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

在此过程中，也蕴含了面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战略能力。

早在2011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了包括文化资源数字化在内的“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37]。2022年，《意见》指出的文化数字化战略首个重点任务是“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1]，中华文化数据库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旨在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和全民共享[38]。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具有深远的意义，体现极具前瞻性、创新性的战略思维能力。

根据《意见》，中华文化数据库的建设，一是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即关联各领域、各形态的文化数字资源，贯通各类型数据库，将散落在各个领域和系统的中华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二是文化数据资源采集和保护的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建立元数据标准和标识解析体系；三是加强文化数据安全保障，如制定文化数据安全标准和安全管理制度，通过国家文化专网发挥网关物理隔离作用等；四是推动文化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如健全文化资源数据分享动力机制，科学可行的阶段性措施、综合保障措施、注重风险防范等，这些都是战略规划能力的体现。

中华文化数据库的建设需要高度的战略组织能力，当前中央和地方联动、政府组织内外部协作的局面已初步显现。我国于2001年开始启动的“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39]，为中国文化遗产领域数字化奠定基础；2002年开始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持续推动全国优秀文化信息共建共享[40]；经过历年来全国文化资源的普查以及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我国已形成大量的全国性文化资源普查数据，如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在2001年到2011年间就已完成了1,660,275件/套馆藏珍贵文物数据采集[41]，以及全国各地多个文化生产机构自建的数据库等文化资源数据库，这些前期全国性文化数字化项目的推进成果，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执行能力。另外，近年来我国红色基因库建设已为24家红色纪念馆部署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软件，39项国家文化大数据团体标准也相继发布[7]。

综上可见，面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战略已经多年系统推进，并在近些年来获得了战略能力上的深化和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面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战略正逐渐超越技术应用性保护和共享的层面，开始深入到对文化资源内在价值的深入发掘与再创造过程，体现了对文化资源深层次价值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文化资源作为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为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土壤和支撑。而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质的跃迁，其产生和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文化资源的挖掘、传承和创新。面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是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基础层级，是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基石。

（二）2.0层级：面向文化生产力的数字化战略跃迁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数字化浪潮的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不再满足于对文化资源进行简单的数字化处理，而是致力于实现文化生产力的全面形成与建构，聚焦于对文化生产流程的深刻变革与价值重构，借助数字化技术建构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能力，让文化生产力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内释放巨大潜能，进一步提升文化的整体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近些年国外已经着手系统建构数字文化创意生产网络和注重民众的文化数字化生产能力培养。如2018年欧盟出台《新的欧洲文化议程》倡议建设“数字创意与创新中心”，建立泛欧的数字创意和创新中心生产网络；同年，英国出台“文化数字化”（Culture is Digital）战略，通过数字通信和平台建设、资助文化组织评估和掌握用户数据等扩大数字文化的民众参与度，并于2019年启动“数字文化网络”平台提高创意和文化部门的数字技能和能力；澳大利亚《数字文化战略》启动了自2021年到2024年的国家数字文化计划，通过扩大群众数字文化参与、提高文化艺术从业者数字文化素质、加强政府与行业数字化转型合作等增强整体文化生产力。通过对文化机构和民众文化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持续激发，促进西方国家在全球数字文化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利用和创新性发展，激发传统文化新活力，全方位提升我国文化生产力，是当前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体系的主体内容。2022年《意见》的出台，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建构我国的文化数字化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42]，要“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43]，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生产力的构建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

当前，面向文化生产力的数字化战略能力正在加快构建。2019年，我国就已开始着力推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在源头上为传统文化企业提供高质量、数量丰富的数据资源，赋能传统文化企业的数智化转型升级，全方位提升文化数字化的生产能力，包括文化资源调用与整合能力、数据计算能力、多方协同加工生产能力，以及与之配套的版权保护能力、数据安全保护能力等，这正是战略思维能力的体现。

我国从宏观层面，自上而下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积极推进构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场景、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等利于提升文化生产力的重点任务，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体现战略规划能力。与此同时，面向文化生产力的数字化战略将主要通过“四端一网”——资源端、云端、生产端、消费端以及国家文化专网等来建构文化数字化生产能力，具体表现为：在资源端通过文化机构对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储存与管理，将相关数字化信息和成果存储到云端，文化数据服务云平台支持各类机构和个人在云端开设“数据超市”，进而通过数据解构与重构加工生产形成文化数字内容产品，从各渠道分发流通，最后到达消费端。这涉及资源整合与利用、技术创新与应用、内容创作与产业转化、市场流通与反馈以及网络连接与协同合作等多个方面，这体现了全面、系统且前瞻性的战略规划能力，为文化生产力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引。

一是提供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产业和资金配套支持，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版）》首次将国家文化专网及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列入鼓励类[44]，《国务院关于财政文化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明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61亿元，用于推动中央文化企业落实包含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在内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45]。

二是大力扶持数字文化新业态的发展，2020年中宣部和财政部共同发起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主要投向包含数字化文化新业态在内的等文化产业核心领域[46]，2022年《“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推动文化企事业单位基于文化大数据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47]。

除了国家层面政策的引导与配套资金的支持，地方层面也通过资金扶持、贷款贴息等支持数字文化新业态的发展，如2024年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对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提升创造力、创新力的数字化项目列为在建扶持类项目并采取无偿资助[48]；2021年广州市出台《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每年安排不少于4000万元资金扶持不少于100个具有独创性和市场发展潜力的数字文化产业、文旅新业态等相关产业项目和平台[49]。

近年来，文旅部陆续公布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案例、沉浸式文旅新业态示范案例等，有助于营造鼓励文化数字化创新的氛围，也集中展示了文化行业的数字化创新成果。

（三）3.0层级：面向数字经济的文化数字化战略跃迁

数字技术已成为全球资源要素重组和经济结构重塑的关键力量，深刻影响着全球竞争格局，数字经济也成为地缘博弈的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50]；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31]，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也成为推动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趋势。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未来文化数字化战略将迈向更高层级的跃迁阶段。这一层级的战略将文化数字化与整个数字经济体系紧密相连、深度融合，文化数字化成为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与数字经济相互赋能，共同构建起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多元的数字文化生态，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基于此，面向数字经济的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更高级形态，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的未来范式，也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需要做好前瞻性战略布局与探索的战略层级。

目前，以区块链为基础的Web3.0正重塑互联网底层价值逻辑，将引领数字经济迈向新的价值范式。Web2.0本质是建立“连接”和“关系”，其在价值锚定、价值流通与价值分配上存在根本性的设计缺陷，以网络效应为内在驱动的运行逻辑将其导向过度中心化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见表2）。

数字身份是个人在网络空间的身份凭证，是人类基于区块链NFT技术在虚拟世界中所拥有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唯一身份。当每个人拥有了独立的、唯一的数字身份之后，才真正可以从底层技术保障上拥有每个人自己的数字资产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方能出现分配和交换，整个虚拟世界才能够不被非法复制、篡改和盗版所困扰，虚拟世界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才能得以建构和持续运转。

Web3.0技术环境下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支撑的数字资产成为了重构数字内容价值体系的基础载体，创作者处于内容生产体系的中心位置，实现内容价值回报的按贡献分配，形成良性的内容产业生态[51]。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必然形成Web3.0数字经济系统；而Web3.0通过用户自治和多中心化的社会生态系统，改变社会的组织形式和人们的社交方式，形成新的数字社会体系。

Web3.0技术将推动更具开放性、创造性和安全性的新数字文明的构建，个人或组织可以自主管理数字身份并掌握数据和隐私，也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等进行数字资产交易，将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同时也将会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推动社会民主化，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数字世界的建设，更公平地享受数字技术应用成果。

诚然，上述运行逻辑的完全实现还需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作为目前全国各地宣传文化领域都在大力推进的国家级战略，面向Web3.0发展趋势，需要加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思维、规划、执行能力，着眼长远未来做好前瞻性战略布局与先期探索。

实现路径：推动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能力跃迁的创新策略

面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需要结合新挑战、新形势、新发展趋向，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基于未来数字经济范式的全新运行逻辑，推动总体战略能力跃升，实现文化数字化三大层级跨越提升。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克·莫尔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政府战略管理三角模型，认为政府战略管理的核心目标是创造公共价值，而使命管理、政治管理和运营管理是政府战略管理的三大基本要素[52]。

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根据当前战略实施现状，结合政府战略管理相关理论，构建我国文化数字化总体战略能力跃升的概念模型：立足于创造公共价值的核心目标，以使命、组织、运营三大维度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跃升，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公共价值：构建激发全社会文化数字化创造活力的战略能力

实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工作原则和重要目标。因此，文化数字化战略作用于公民层面，则需要扩大文化数字化惠及人群，既要提升群众文化素养和数字技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化数字化的创造活力，同时也要保障公民文化权利。

大力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发展相对滞后区域的数字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数字化的政策扶持力度，推进城乡共享的公共文化数字平台建设，着力提升公民数字和文化素养，普及文化数字技能教育培训。

通过文化数据资源共享，完善全民参与优质文化产品创造的体制机制，推动中华文化数据库建设与开放，鼓励文化和创意行业从业者积极利用公共文化数据资源创造文化产品或数字产品。还可以通过搭建数字文化共创平台，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线上文化创意活动。此外，在文化领域，AIGC等数字技术将成为Web3.0时代重要生产力工具，文化数字化战略需要重新评估个体端的文化内容生产能力，将个人创作者也纳入国家和区域文化数字化战略推进实施范畴，从而充分发挥我国创意人才众多的“红利效应”，进而在世界各国数字文明进程转换升级中掌握主动权。

要加强对文化数字化平台的安全管理，完善数据保护和利用的政策法规，加强网络监管，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个人信息被滥用和泄露。

（二）使命维度：建构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战略能力

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是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举措。通过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助推数字社会良性发展，赋能数字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文化数字化的战略使命。

针对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产生的新业态、新现象、新问题，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建构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战略能力，从而更好地履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一是推动文化领域劳动者群体生产能力的新质化升级：一方面要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文化领域劳动者对元宇宙、AIGC、Web3.0等颠覆式创新形成根本性的认知思维的改变；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文化领域劳动者尽快掌握虚拟世界构建能力、交互式体验设计能力、AIGC协同工作能力和数字资产运营能力，形成强大的文化新质生产力，增强履行新文化使命的战略能力。

二是以数字化的版权IP价值流通为主线，打通文化价值链各关键环节：以版权IP为核心，基于数字化技术将“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等各个环节文化价值链条间的壁垒打通，实现文化价值链的顺畅贯通，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创新、协调发展，建立良性繁荣的文化生态系统。

三是构建保障数字文明良性发展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机制。要完善数字文化产品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适时完善著作权法律制度以适应AIGC、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治理挑战；要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伦理准则和政策法规，构建智能社会善治体系[53]；要建立健全文化数字化技术标准体系，涵盖数据采集、储存、传输、应用等全过程，规范数据管理与使用，保障数据安全；政府监管部门要加强执法，要强化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限，构建沟通协调机制，保障数字文明良性发展。

（三）组织维度：构建组织内外部高效协同运作的战略能力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涉及多个区域、多个部门、多个领域的协同运作，不仅需要文化领域内部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文化要素资源的流通，同时也涉及外部的协作，亟须构建文化组织内外部高效协同运作的战略能力，打破数据资源流通壁垒，推动中华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

一是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建立高效协同的机制。整合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文化数据库资源，根据不同数据库间共性关键技术，建立适合各形态和类型资源的元数据标准，据此进行数据关联。

二是加强文化大数据监管，完善政府、执法部门文化大数据监管和服务的职责和工作流程，集合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赋能数据安全监管。

三是构建文化大数据交易体系，推动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交易的加快实现，打破事业与产业间的壁垒，连接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

四是注重文化组织内部数字化转型理念的宣传，引导文化行业从业者加强数字技术的学习和使用，鼓励文化机构开展数字化应用技能的培训，让内部工作人员掌握一定的数字化应用技能运用于工作实践和创新中，加强文化机构与数字技术企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利用前沿技术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五是深化区域间合作与交流机制，进一步推动数字资源、技术和人才等关键要素的共享与互补，构建多元化、互补性的合作网络，以实现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全面协同发展和区域间的共赢，缓解文化数字化战略能力区域性的失衡问题。

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国内外数字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面临着“孤岛化”难题，不同政府部门、不同企业创建的数字经济体或者小型数字社会之间彼此不连通。从长远来看，我国需要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数字与物理世界全面互通互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建立全国连通的国家级区块联盟链系统，做到在底层系统上互联互通、在市场体系上全国无障碍连通、在交易结算上互通互信互认、在相互关系上彼此既竞争又合作、在公信力上做到数据安全权威可靠，逐步破解数字孤岛难题，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数字经济大市场，形成与文化新质生产力相配套的新质生产关系。

（四）运营维度：构建文化与数字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能力

面对日益增长的数字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数字化战略作用于产业层面，亟须建构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文化新质生产力，超前布局AIGC、元宇宙和下一代互联网等对文化发展格局具有范式创新和颠覆影响的重大前沿领域，促进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推动新业态蓬勃发展与高品质数字文化产品的持续创造。

不断加强5G基站、智能计算中心、云平台、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企业技术研发创新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制度，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加强基础研究、文化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鼓励文化机构与科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作开展文化数字化的创新研究。

积极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5G、元宇宙等新兴科技深度赋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文化数字化技术革新与转化，加强对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智慧化保护与传承，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智能化、便捷化、均等化进程。

基于文化新质生产力加快改造传统文化行业、推动新兴文化业态、布局未来文化产业；重点发展智慧文博、数字文旅、沉浸式演艺、互动影视等新型文化产业；推动区域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造特色文化科技融合产业带，构建以文化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积极开拓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场景，推动文化产业场景、业态与模式的转型升级与颠覆性创新；同时大力推广文化数字化典型案例，引导文化机构开发更多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内涵深刻、形式创新的文化产品或服务。

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鼓励文化企业和组织等数字化转型，加快人工智能、XR、区块链等数字化工具的普及与应用，同时规范引导Web3.0分布式账本技术、AIGC内容生成平台和创作工具、元宇宙技术等发展，为文化劳动者提供高效、智能的生产工具和更安全可信的创作空间。

推动传统的文化生产原材料和能源逐步转向以文化数据、虚拟文化资源和算力、算法及数学模型为核心的新型劳动对象；有序推动数字化IP、NFT与数字藏品、AIGC多模态与跨模态内容等发展，丰富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加强对数字资产、虚拟物品、虚拟交易市场等虚拟经济体系，以及虚拟用户、数字生命、虚拟社交等虚拟社会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结语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2]。同时，在全球数字经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要“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3]。面对新的历史起点，需要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进程。

一方面，需要把握文化数字化三大战略层级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对各层级战略能力进行系统评估，并据此明确战略能力跃迁方向；

另一方面，面向未来新数字文明的构建，要基于公共价值、使命、组织、运营四大维度促进文化数字化整体战略能力的跃升。

当前中国正在面临全然不同乃至格局颠覆与重塑的战略形势与重大机遇，文化数字化国家级战略的推进实施，是中国在未来抢占战略优势、掌握文明演进主动权的重要路径，需要在立足长远、与时俱进与持续优化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设计与实现路径研究”（23&ZD087）、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面向Web3.0的数字艺术品产业：理论建构与风险治理研究”（23FGLB03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2212023034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臧志彭，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数字文化产业；

陈美欣，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化数字化。

臧志彭 解学芳 | 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面临新形势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