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 | 浅谈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的两个能力与三个基础
浅谈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的两个能力与三个基础
姜 锋
摘要:在当前全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背景下，探讨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国家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培养出卓越的区域国别学人才，提供面向世界的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持。有鉴于此，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需要两个能力和三个基础，其中两个能力是语言能力和田野能力，三个基础是历史基础、哲学基础和地理基础。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当前，全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此时举办“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第四届年会”具有特殊意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将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促进双循环高质量的新发展格局，需要高等教育培养出卓越的区域国别学人才，提供面向世界的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持。上海外国语大学自2016年起把“建设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确定为学校发展方向，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一些系列探索。
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需要两个能力和三个基础。
两个能力是语言能力和田野能力。语言是在认知和话语的层面上发现世界、描述世界、适应世界和塑造世界的基础。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需要具备优秀的语言能力，其要义是熟练地应用语言获取知识和重新构建知识。语言能力可分为两种，一种语言能力是直接语言能力，就是直接掌握对象国语言，从语言来破题进入对象国的认知是最直接和真实的。对于对象国来说，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是情感维系的纽带，是文化的载体和知识体系的存在方式。直接应用对象国语言与对象国人员进行交流，阅读对象国文献，撰写发表关于对象国的文章，必然能够快速拉近与对象国民众的关系，尽快融入对象国社群，正确掌握对象国话语信息的本意，同时准确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观点，构建起关于对象国的知识。另外一种语言能力是间接语言能力，通过非对象国语言的第三方语言来获取传递信息，这往往也是很重要的语言能力。提起日本文化，我们马上就会想到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这是一本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名著，被学界赞誉为至今难以超越的“现代日本论鼻祖”。但是，大家都知道本尼迪克特既不会日语，也没有去过日本，她是间接地依托英语实现与在美日裔的直接交流，阅读英文的日本战俘审讯记录和英文的日本报纸，观看英文的日本影视资料等，以此获取了大量有关日本的信息，深刻剖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双重性，塑造了美国人甚至日本人自己关于日本的认知。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对非洲、拉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在不掌握当地的语言或方言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借助英语、法语、德语等间接语言与对象国相关人员开展直接交流，接触研究对象与资料，以此进行扎实的研究，产出优秀的成果。当然还可以借助中文资料研究，这就迫切需要改变国别区域资料翻译不足、中文资料严重匮乏的现状。整体上看，语言能力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能力。
与语言能力相辅相成的是田野调查能力。如果说语言是获取知识和重新构建知识的工具，那田野就是获取知识和重新构建知识的材料情景。只有实现工具与材料情景的碰撞打磨，才可能生成新概念、新理论、新发现、新知识。田野能力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实地田野调查能力，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直接观察法”的研究实践对信息进行收集和辨别。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汪段泳老师及其团队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开展实地田野调查，已经坚持了三年多，在新冠疫情下更显得难能可贵。通过直接接触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社会和民众，或直接与阿富汗政府官员对话，其获取信息的可靠性就远远高于通过其他国外媒体掌握的关于阿富汗的二手信息，甚至还可以鉴别乃至影响这些国外媒体发布的信息。上海外国语大学还有学者和学生在非洲、印度及东南亚、中亚、中东和欧洲等地开展时间长短不一的实地调研。这种实地田野调查能力的获得大部分是通过田野实践，而不是通过书本教学，但这绝不是说在田野语境下书本不再重要，这里要说的第二种田野能力就是“案头田野”的能力，即通过对人类所积累的既有知识文献的梳理和辨析，也可以同样获得非常有价值的对象国有效信息，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比对达到辨伪求真的效果。前述本尼迪克特就是在大量“文献田野”的基础上建立起关于日本文化特性的学理框架。我最近在翻阅陈福康教授的《中国译学史》，他是做鲁迅、郑振铎研究的大家，并没有做过系统的翻译实践，但仍然能写出学术价值非常高的《中国译学史》，为中国翻译的历史著书立传。他为了写这本书阅读了大量翻译史的相关资料，该书的参考文献就达500多种，我相信他实际阅读的书比这个还要多很多。当然，这两种田野能力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互辨的，古人说既要行万里路，也要读万卷书，就是这个道理。
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除了需要具备两个能力，还需要具备三个基础，即历史基础、哲学基础和地理基础。
一是历史基础。没有历史基础，区域国别学就不厚重，仅关注于浮在问题表面的“象”，难以切入问题底层的“理”。就拿现在最热的议题——俄乌冲突来说，如果只看到今天俄罗斯动员了多少后备军人，明天乌克兰得到了什么新式武器，而不完全了解俄乌历史恩怨，斯拉夫人迁徙历史，中东欧土地上王国兴衰的历史演变，以及冷战后美苏（俄）围绕北约东扩的较量过程，是不能洞见俄乌冲突的矛盾根源并对冲突走向进行研判的。中国做学问的传统尤为重视“史学”，讲究“以古为镜，经世致用”。史学不仅是各种学说的底蕴土壤，甚至被认为是智慧的集大成者，中华文化一切学说、道理都寄托于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之中，这样说毫不为过。这体现了中国智慧中的历史洞察力，对我们现在做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自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东进以来，我们做学问、搞研究、培养学生，方法论讲的多了，历史讲的少了；抽象讲的多了，具象讲的少了，这是失之偏颇的。近些年来，这一局面已经有所扭转。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无史不成今，无史不立国”，没有系统扎实的历史知识，很难建立起区域国别学科，很难培养出优秀的区域国别人才。
二是哲学基础。没有哲学基础，区域国别学就不深，仅关注浮在问题表面的“形”，难以触及问题深处的“意”。现代社会科学尤为推崇哲学，认为哲学是学科之母，是总结和引领各门学科知识的一门学问。哲学所关注的本体论、认识论必然作用于我们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而且可以说是终极关怀性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哲学发展脉络非常清晰，从泰勒斯到赫拉克里特，到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再到笛卡尔、康德，都专注于严密逻辑系统的推理，而东方哲学、中国哲学看起来比较散，甚至难以归纳出一些核心元素支撑起中国哲学这一概念。中国作为国别、作为民族、作为文明，与普遍认为的哲学去语境化的努力之间天然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这里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西方哲学本质与现象二元对立的传统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以此审视中国哲学，这显然是缘木求鱼，必须以中国思想自身的逻辑来塑造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元素不是“本原”“逻各斯”“是否”，而是“阴阳”“天下”“道”，差之千里，又相辅相成。所以，我们进行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时，中国是出发点，外部世界是对象，我们必须要学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乃至印度哲学等其他文明的哲学，促成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文明的哲学平等对话，才能够实现对外部世界相对正确完整的认知。
从哲学角度看，我们研究区域国别也是自我认识和讲述的互动过程，是在我们与国别区域间建立起关联，两者互为对象，相互参照。哲学不仅是方法，也是精神，能给区域国别学注入灵魂。
三是地理基础。没有地理基础，区域国别学就不实，仅关注浮在问题表面的“变”，难以发现问题基础的“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若欲知其人、识其事，须知其人文和地理环境。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地理发现史。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外在地理空间不断扩展，不断相互塑造，形成紧密的地球村。在这个地理空间扩张的过程中，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是推动形成区域国别学的地理前提。从现今概念看，唐玄奘口述形成的《大唐西域记》就是一部典型的基于地理学的区域国别学文献。我在办公室里挂了几幅地图，有世界地图，也有中国地图，还有“一带一路”地图，现在因疫情原因实地田野调查有困难，只有先“纸上谈兵”，写东西的时候我常常会参看一下地图。一方面，地图是区域国别最直观的表达，区域在哪里，国别在哪里，两个地方之间有多远，隔着多少高山河流，一眼就能看个大略，手掌一丈量就能大概换算出个距离；另一方面，地图非常有助于对整体形势作一个总的判断，现在我们都谈“格局要大”，地理就是格局最直接的体现，以俄乌之间的冲突为例，通过看地图马上就能注意到离得不远的西欧、高加索和中东地区，视野放远一点就是美洲、非洲、亚太地区，这些地区不管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密切联动的，打牢地理学基础可以强化我们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与整体性。这是现阶段我们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环节，开设地图学课程很有必要。
除了两个能力和三个基础，我还注意到的区域国别学学风问题。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后，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讨论越发深入，研讨会也很多，像我们今天在上海大学开的这个大会，这些热烈讨论和思想的碰撞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非常有意义。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特别要注意的是“严”的学风：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要严格，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要严谨，区域国别学的决策咨询建言更是要严肃。在具体工作中“严”的学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有“数据”，区域国别研究对象各个方面的数据。现在谈到区域国别的内容，定性判断的多、定量分析的少，基础信息多、动态信息少，历史数据多、实时数据少，这些都非常不利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从根本上说，没有数据支撑，我们的很多结论就会显得“不实”、虚泛，站不住脚；另一方面是要有“案例”，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典型案例。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是从数据到数据的计算科学，社会科学中的规律要有强烈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因此还要有鲜活的案例，而且要注意寻找和剖析那些影响力大的、有代表性的、有示范效应的典型案例，讲明白、说清楚，否则容易流于“空对空”的夸夸其谈，说起前因后果来，道理满天飞，大谈主观能动性，等到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出主意的时候，就退避三舍强调客观困难。总之，只有点面结合，数据和案例相互验证，科学严谨地推进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这个学科才能够行稳致远。再者，既然是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是外语、国际关系、历史和经济等人文社科，甚至是自然科学多学科的有机综合，是用多学科的方法解决区域国别知识建构中的问题，即，问题是出发点，解决问题是目的，过程是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是多学科的“多兵种作战”，而不是简单的某一学科延伸后形成的“新的学科增长点”。当前区域国别学研究热潮中的一些现象需要冷静考虑，比如一些外语学科同仁认为，搞文学或语言学不太容易出成果，区域国别研究要求不高，是学术发展的捷径，这一认识谬甚！区域国别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要求意味着其学术起点更高，仅就语言能力和田野能力两项基本功而言，非坚实的功夫是难以实现的，而这是有价值、有质量的区域国别学成果的“基础设施”。
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起步较早，1980年就成立了苏联研究所和中东文化研究所，成为国内最早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2000年中东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国别区域研究机构。2014年，学校提出要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重视国别区域课程建设和学术研究。2016年，学校第14次党代会正式将学校的办学愿景确立为“建设成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上外是国内较早将国别区域研究作为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的高校。这些年来，上外坚持这一办学愿景，在区域国别研究和教学领域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开创新的路径，构建新的体系。2018年，在教育部、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落户上外，纳入上海市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计划，成为部市共建重点项目，得到教育部明确“要加大支持力度，使其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指示。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和上外的区域国别教学研究已经初具雏形，取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近五年来协同多学科、跨专业和院系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本硕博课程体系，获得各类区域国别研究课题20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和报刊文章4000余篇，专著140多本，在海外媒体发表评论文章200余篇。智库和决策咨询工作也取得显著进展，一系列区域国别类研究报告被各级决策部门采纳，发挥资政咨商作用，成为上外区域国别建设的标杆性成果。2019年12月，受教育部国际司和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委托和支持，全国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学术年会在我校召开。这是自2011年教育部启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年会，来自全国158所高校400多家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参会，区域国别学渐成众人拾柴之势。2021年，学校第15次党代会再次强调了“建设成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提出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构建和国际传播在学校发展中的战略意义，全面推进上外区域国别研究和教学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行列稳步迈进。
虽然我国系统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源远流长，从《大唐西域记》算起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但区域国别学还是比较新的事物，并且随着我国与世界的互动日益密切而快速成为广受重视的、充满热情的学科领域，成为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很多学人追求的事业。既然是国家需求和个人事业，需要多学科形成合力，协同合作与热情投入必不可少，扎实的基本功与严谨的学风也同样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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